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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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常客。必须搞清楚怎样坚持。
有些嫖客好一些，有些差一些，有些家伙最好是要避开。这种分类的方法，人的好恶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对于嫖客的职业。家庭情况等等也不感兴趣。我们从不谈论他们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私生活。我们只注意他是否是一个“好顾客”。
“好顾客”的含义之一就是，他非常害怕传染性病，因而使用避孕套。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多数女子都是业余拉客，最后都染上了病。她们不去找医生看病，害怕医生发现她们吸毒。
“好顾客”也指只要对方替他手Yin，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的家伙。这样可以避免讲条件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把下列这类人也算在“好顾客”之列：他比较年轻，不太胖，不把我们当商品看待，对我们比较好——有时甚至还经常邀请我们吃晚饭。
但是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出的价钱：他愿意按对方的服务来付钱，应该避免的是：不守信用的家伙，一到了旅馆，就以威胁来欺骗，或者用甜言蜜语说服你增加服务项目。
后来，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最坏的顾客互相交换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描叙顾客的外貌特征：那些事后就用武力把钱抢夺回去的家伙，其借口是他们不满意。
1977年到了。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圣诞节或新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一样。这些节日临近，我就只可以接到一、二个客，所铮的钱就相当于圣诞礼物了。总之那些过节时日，几乎没有客。我连着几个星期如同在云雾里。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完全只想自己，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是谁。有时，我甚至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这个阶段只有几件事我勉强记得。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值得我的脑子去记它。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我回到家里，感觉很好。睡在床上，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刚从舞会回来的小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爱上了他。现在我只有在梦中才感到幸福，我梦见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十几岁的少女，就好像可口可乐广告牌上的那个一样。
中午，我妈叫醒我，并且把午饭给我端到了床上。我星期天在家时，她总是这么做。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太难下咽，除了酸奶。白奶酪和烘饼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拿起我的塑料包：它已破旧不堪，提手没了，到处都开了口子，因为时常把我的外衣往里塞，还有针管和香烟。我什么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该换一个包了。更想不到提这包应该避开我妈。我夹着包，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在我家，别人都不关门。同每天一样，我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我了。这副面孔不是我的。这副皮包骨的身架也不是我的。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感觉。生病时，身体甚至都无反应。海洛因把身体弄得不知道饿，不知道温暖，不知道发烧。只是犯瘾时，身体才有感觉。
我站在镜子前，准备注射。我极其渴望打一针。这一针有点特殊，因为是灰色毒品。我们这么称呼以区别白的——白色的或近白色的毒品——一般市场上常见的。灰色毒品是一种灰里带绿的粉未，很不纯的海洛因，但它可以产生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