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到浴室去给自己打了一针，打完之后，我的眼泪才开始汪汪地流出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为巴普西还是为自己哭泣。我又躺在床上。我点了一支香烟，以便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篇文章。这则消息写得像似一篇动人的街头见闻：“一根｜乳白色的塑料一次性注射器还握在她的左手，一个名叫巴贝特的女中学生已经死去。这位姑娘——这是迄今死于毒品的最年轻的姑娘——是死在布罗特罗岱街的一间公寓里。据纳吉（30岁）对警察说，他是在‘音响舞厅’的迪斯科舞场见到这个姑娘的。因为当时姑娘不知道该上哪睡觉，他便把她带到家里。巴贝特是今年以来在柏林第46个死于毒品的受害者。”等等。报纸对这类事情的报道未免过于简单，简直就是文过饰非。许多报纸还加油添醋，报道了许多有关巴普西的情况，用的是十分醒目的题目：《德国最年轻的吸毒受害女性》。
到了中午，我才比较清醒过来。我感到无比愤怒。我敢肯定，一定是哪个没良心的毒贩子的掺假毒品卖给了巴普西，可能是一种含有马钱子碱的东西。用马钱子碱冒充的毒品正在柏林蔓延开来。我再也不能犹豫。我立即到警察局去报案。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毒贩子贩卖假毒品的情况统统对警察说了。可他对这一切似乎不感兴趣。最后警察用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打发了我：“好吧，克丽斯蒂娜，下次再见吧！”
我心里想，街上卖毒品，这对警察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指望只是能从他们的黑名单上把一个个吸毒者的名字勾掉完事。我发誓自己一定要把害死巴普西的凶手找出来。
那个收留巴普西的男子与她的死是无关的，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有的是钱，并且脾气很古怪。他喜欢找一些特别年轻的女孩子作陪。他曾经用车子带我到城里兜风，代价是请我吃一顿午饭。他只愿意和那些有性欲的女孩子睡觉。有时他找上我的时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商人，可他永远也不明白，卖淫本身也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任何别的。
我又来到选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里赚到足够的钱，以便去找那些我认为可疑的毒贩子，把他们的毒品买下来好做鉴定。谁也不知道巴普西最后的一针海洛因是从谁手里买下来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正在寻找害死巴普西的凶手的下落。实际上，这也只是我购买毒品的一个借口。我心里完全明白。我一直记住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找出来，那怕丢了你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我再也不怕给自己注射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柏林精神病情报中心主任贝尔恩德·乔治—汤姆心理学家霍斯特·布罗梅尔
根据我们的估计，最近3年来，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12岁到16岁的海洛因成瘾者的比例已经从零达到百分之二十。克丽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于我们并在两个月后由于过量用毒而死亡。我们无力帮助这个只有14岁的少女。此后，施特拉和克丽斯蒂娜团伙里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来向我咨询，他们表现出新一代年轻吸毒者所有的特点：明显的好斗性。但此外，他们还需要一种对幼儿一样的保护、重视、爱和热情。
巴普西是在1977年5月由一些对她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她的行为很像一个还抓住妈妈裙子不放的神情忧郁的小姑娘。但实际上，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过瘾君子各种天堂和地狱般的生活了。
一个吸毒者随时都企图从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卖淫、违法、体质衰退——中解脱出来。那些年纪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岁才落人罗网中的人——在多次尝试独自戒毒无效之后——便转向专门的部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建议、疗养、治疗——都是为这些人，即这些近乎成年的瘾君子而设计的，其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患者应出于自愿，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戒毒。
面对5万左右的吸毒者，我们在公众部门大约有180个治疗床位，在私人部门（诊所、团体等）有1100个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并被强迫接受严峻的制度。我们没有治疗成功率的可靠数字，但我们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开戒，特别是因为这些人在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样境遇的起点：正是那些境遇使他们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岁的麻醉剂使用者组成的团伙越来越多。他们得不到帮助。当然，我们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样的由于老师或社会服务部门强迫而来的人进行咨询，但他们拒绝目前这些治疗中心严峻的规定，不愿承担被收入院所必须的条件：出于自愿。
他们从再次开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过治疗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都对我们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惧而勉强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实，对于随便哪一个吸毒者来说，下决心进入医疗中心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得忍受毒瘾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治疗团体中，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习惯的交往，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损伤他们的人身自由。例如，为了表明他们已经与毒品世界决裂，他们应该剪掉头发，更换衣着方式和放弃刺激性的“狂风式”音乐。
但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发型、服饰和音乐比对一个20岁的瘾君子要重要得多。为了留长发，穿紧身牛仔裤或者为了唱片，他们可能与双亲吵上两年。在他们痛苦地猜度着在医疗中心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作为进入这个中心的人门证却是牺牲象征他们激烈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成果为他们赢得了朋友、伙伴和团伙的尊重。依我们之见，取消它们对于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这些吸毒的孩子们的感情还不很稳定。他们在对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梦想和大人们在竞争中的行为表现之间摇摆着。人类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冲突，他们通过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进行了“补偿”。这些孩子没有逐渐地脱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经验。他们只学会了每当生活的关键时刻逃避现实。
尽管这些12到16岁的孩子们在弱肉强食的毒品世界中经历了很艰苦的生活，尽管有他们在那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从感情的方面上讲，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目前的这种确实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疗时，他们表现得倔强不驯。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样，巴普西不能屈从于这种长期治疗的要求，我们曾在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力图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当她在一家神经精神病学机构中断毒之后，我们把她送往杜宾根吸毒者救济协会，那是一个少有的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龄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紧张，同时又处在一种愉快的兴奋状态中。我们长时间地谈着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给她带来了欢悦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宾根时，她表现出不安与神经质。
我们到达之后，巴普西由一个前吸毒者领到为新来的人准备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人院谈话之前，她就声称要回柏林。她已经看到了她必须接受的一切：她刚刚经过搜查（行李、衣物、甚至还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带到医院中，现在，又要把她的长发剪短。当她看到理发师拿着剪刀走近她时，她忍不住了。医疗中心的人又和她谈了一次，但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心。在下述的状况下把她收留在杜宾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将被关在医疗部，而且，由于她的对抗，她可能会构成某种对其他人的危险。此外，一有机会，她就有可能逃走。
巴普西因为过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这是官方数字，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巴普西之死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应该立即把援助更年长的瘾君子的网络扩大到12到16岁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们列入成年人中间，或另外建立一个网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毒品斗争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假如不改变这种状态，这部分这个年纪的人就会继续从网孔中冲出去。应该想到这部分孩子，发展新的医疗概念，特别是对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遇到美国的那种形势：一个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通过专门的顾问与医疗人员之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比经过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仅用还原和加固的办法便可奏效的传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归复为一个人体医疗过程。
医疗的不幸在于无法创造奇迹，它只是对极少数年轻人的一种有效的帮助。
毒品，现在已渗透到学校、舞厅和娱乐中心，依我们之见，它将继续向越来越年轻的人进行扫荡。它不再仅仅威胁极少数的12岁到18岁的人。例如，往往是侥幸之机决定一个13岁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显的伤害或者没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没参加会道门或某个宣扬暴力的无政府组织。今天的年轻人对毒品有很强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药工业的诱惑一样。每个，或者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认识某个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这些人曾经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动机与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爱好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当年的嬉皮士的动机是开阔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则是要消灭它，对于那些酒精和轻型毒品的消费者也是一样。所以，今天难以把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分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这样的等级，因为从这级过渡到那级是很容易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公众舆论对问题的规模，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总是认为这是一股即将到达顶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会跌落下来。国会议员也向我们大谈“抑制”吸毒现象，好像如同拧紧“水龙头”一样简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日益增多的主观的社会边缘主义者。很多的年轻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关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与这个进程（其发展节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医药制品相比，已成为获得头等利润的源泉了。假如我们估计——而且是保守的——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们是海洛因消费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资50万马克（通过卖淫、偷盗或抢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国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润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区警察也没有力量限制他们，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轻型毒品的数量，只不过是消费量的一个微弱的零头而已。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扩展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