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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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4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一个比我小1岁，刚满14周岁。
这种活我们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一个要跟客人走的时候，另一个就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们恶作剧的家伙们胆寒。这不过是防备那些拉皮条的小子们的一种自卫方法。我们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过的时候还从巡逻车里向我们打个友好的手势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这么一个挺友好的人，那是个非常滑稽的小伙子。他总是要求得到爱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释，拉客是一种营生，而不是谈恋爱。
需要这样解释的还不止是这一位客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开始总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这个来啦？总还是可以想别的法子吧，等等。这类的花言巧语最使我恼火了。有些人脑子里还冒出了搭救我们的念头。我就收到过有些人让我和他们合法结婚的请求。而这些美妙的感情却并不能阻止他们利用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满足，可他们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样说谎，他们自己已经是过着河的泥菩萨，却还想象着能来帮助我们。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没有胆量去找职业妓女。总而言之，他们对付女人都有些困难，所以便来找雏妓。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家庭、他们过的那种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已经彻底地绝望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露出羡慕我们的神气，因为，至少我们年轻。他们向我们打听眼下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口味、音乐、言语。流行的服装等等。
有一回，一个50多岁的家伙，无论如何非要吸大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吸。于是他多给了我一笔钱，我们就一起去找二道贩子。我们跑遍了半个柏林，我这才发觉，在我们这个随便哪个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却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弄到一点。这个家伙在汽车里抽了这颗夹心烟。这么一件小事却使他兴奋异常！
干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疯魔。有个小子曾在骑摩托车时受过伤，他就让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钢棍。另一个展示着一张盖着图章的纸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张不育证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有一个比他们都混蛋的小子，自称是电影界的人物，他想让我先试一下子。后来，他掏出手枪，强迫我兔费侍候他。
我最喜欢的客人是大学生们。他们是用两条腿走来的，总的说来，他们相当窘迫。但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谈论这个社会的腐败。我只陪他们，到他们的窝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车里或旅馆里。那里才真叫惨呢：客人只多给10个马克，而我们连使用床铺的权力都没有，只是加个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乱写在墙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码短语来联络的。用这种办法，在换班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另一个人在干什么；要是父亲发明了什么新招术更好地监督我们，我们也能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对选帝侯街、赛马场腻了，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战者”的店里去呆上一会儿。店里分发着一些关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国雏妓故事的小册子，发放的人说多亏了他们，人们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就在离雏妓和“音响舞厅”两步远的地方安置下来，以便在现场发展信徒。在“少年挑战者”，我一边喝咖啡，吃煎饼，一边聊天。等他们开始大谈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利用吸毒者：当他们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时，就试着把我们招揽到他们的会道门里去。
我也看看选帝侯街和根特奈尔的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使我想起了属于我和戴特莱夫的一所住宅的旧梦。而这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不幸了。
我已经落到一个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阶段了。
当很难找到客人的时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缩。噢，我不会走得很远，我天生就不能干这个，我没有那么坚强的神经。有一天，一帮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银行偷窃时，我就泄气了。我的最伟大的业绩不过是用带有钢指环的手套打碎了一辆小汽车的玻璃，偷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而那还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帮助吸毒者销赃，我还管给那些普通的小偷运送刚偷到的东西：把它们存放在自动寄存处去，然后再取出来。这能让我赚上20马克，可这比偷东西危险多了。不过，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称为“美丽牧场”的戒毒医院去。对于一个吸毒的家伙来说，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总听人说：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丽牧场”过4个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关到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讲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济会或其它部门，他们不能对一个需要紧急救助而父母又无能为力的姑娘视而不见。而我到“美丽牧场”的决心却有点像企图自尽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反思：“可怜的姑娘，我们以前对她照料不够，再也不能这么恶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直不放开。我们哭得像泪人一样。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样，她也很高兴又能看到我，这夜晚我们俩一起睡在我原来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瘾发作的初期症状。
又一次断毒开始了，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断毒次数最多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断了这么多次毒，却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运气。
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妈妈请了假，给我带回来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鸡蛋烤饼、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妈妈把我领到了“美丽牧场”。这是我坚持要去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不这样，我可能第二天又会开始注射毒品了。
他们马上让我脱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间，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里已经有两个完全是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在洗澡。人们把我塞进第三个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在那里，给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条从肋骨到膝盖那么长的短裤，我要是不想让它掉下来，就只有提着它。我被带到留诊处，接受观察。我是惟一在16岁以下的病人。除了一个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疯子。
“洋娃娃”从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诊处，她很有用，帮了护士们的大忙。“洋娃娃”是个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点疯样也没有，只是头脑有些迟钝。从14岁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来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丽牧场”。很明显，她没有接受过治疗，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被留在留诊处了，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有用的缘故吧，但是，依我看，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头脑有点迟钝，就该让她在留诊处呆上15年吗？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个小队的大夫面前接受检查。实际上，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不顾廉耻地朝我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们的头目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天真地告诉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疗，然后就去寄宿学校，在那儿我能准备我的学士考试。他不断地说：“好。好。”就像人们跟疯子说话一样。
一些关于疯人的故事冲上了我的脑海。我想，我说过的这些话真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怕了起来：我会不会也一辈子被他们留在这里，怪里怪气地穿着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条给巨人准备的短裤？
但是，两天之后，断毒的病状消失了。我被送到B病区。我的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甚至有权使用刀叉吃饭了（在留诊处，只发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3个吸毒鬼，是3个我认识的姑娘。我们总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们命名为：“恐怖分子专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