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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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 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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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啸林哥,少年子弟江湖佬,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你忘记了,月笙,你跟我一样,这一生一世就没有靠过父母,我们的吃喝用度是自己赚得来的,我们的花花世界是自己打出来的!”
    “就是说嘛,啸林哥,我们到香港一样可以办事业、开工厂呀!”
    “你省省吧,月笙!”张啸林手里的烟签“啪”地一声丢在烟盘里,他冷嘲热讽,先来一句,然后骨嘟嘟连喝几口茶,抹抹嘴,哇哩哇啦地一阵吼叫,“自从前些年,为了那烟土的事你我兄弟闹过一架,本来我打定主意,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何妨不来个‘萝卜青菜,各人各爱。’月笙你爱开银行、办工厂,当那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十七八个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我呢,我爱洋钿,我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土、做我的赌,等到国民政府当家,新生活运动一来,土跟赌都做不成了,我就在租界上住下来,赚到了钱,小乐意,赚不到钱,我回家啃老本。月笙,你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前尘往事,齐集心头,面对老友,杜月笙觉得非常难过,他只喃喃的喊了声: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4)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8月15日,沪战的第3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对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700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
    戴笠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盟军作战。杜月笙知道这一地区是如此的繁复和辽阔,忍不住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地问:
    “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简洁而干脆,断然地说:
    “最低限度,要1万人。”
    杜月笙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一下子要组成1万大军,谈何容易?如果是打归打,呐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界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却是要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上海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气慨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
    “杜先生,募集1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3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8月15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14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1万还超过了800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3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15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500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2)
    “啸林哥!”
    “虽说我有心桥归桥来路归路,各走各的,但是月笙,”张啸林声音一低,就仿佛有不尽欷吁,“今朝事体不同,我眼看你就要一脚往大海里去,见得到想得到的,我如果怕你懊恼而不说,那就是我对不起兄弟。”
    “啸林哥,你请说。”
    “我刚才说过,你所爱的那些调调儿,什么声望呀、名气呀、地位呀,现在你大约都有了,这个,你有你的本事,做老哥的不能不说一声佩服你。但是,你可曾想到?除了一个名,这些年来你究竟得了些个什么!社会公职担任了几十处,一只角子不拿,还要倒贴开销。银行开了好几家,各有各的后台老板,董事长、理事长挂了十七八个,说句不好听的,月笙你数给我看看,有哪一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我陪你玩枪,打共产党,那一年里你便欠了300万大洋的账,替你还清债务的是烟土。这一次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十年以来,你哪一年不是挖东墙补西墙,我替你算算你身上背的债,最低限度也有个三五百万。你人在上海,还可以通融商量,你踏出上海一步,声望地位扳了个庄,就不晓得有多少只手向你伸过来!到那时候,你拿什么钱去还?”
    提起这个恼人的大问题,张啸林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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