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李师师，徐有福竟一时没了主意，他又不晓得这里再有没有个陈圆圆，他总不能像在瓜田里挑西瓜那样，跟着白玉去小姐堆里挑吧？白玉见他踌躇，只得问他：“你要什么样的？”
“高大肥美白。”徐有福脱口说出了他的标准。
徐有福已学会开车。那天他开着白玉的帕萨特，拉着“高大肥美白”向大路畔村疾驶而去。上车后他询问“高大肥美白”，才知她姓潘，叫潘朵拉。
一听潘小姐叫如此有趣的一个名字，徐有福扑哧笑了，笑毕扭头问潘小姐说：
“你姐姐是不是在国外啊？”
没等潘小姐回答，他又问了一句：
“合众国还是澳大利亚？”
“没有啊。”潘小姐有点儿莫名其妙，说：“我家在四川，家里只有一个妹妹。”
“哦，那是我搞错了。你跟一个外国女人叫同样名字，那个外国女人也叫潘多拉。”
潘小姐还在那儿傻笑，徐有福接着又说：“那你妹妹叫啥名字啊？”没等潘小姐回答，他便一边笑一边说：“我倒给你妹妹想好一个名字：小巧玲珑特——与高大肥美白相对！”
徐有福发现自己对待这些女人，已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可过去即使面对田小兰，也有诚惶诚恐之感。可见任何一个人都是会变化的，关键看你主观上想不想变化，而客观上又有没有变化的土壤和环境。那天林秀梅给他讲了一个造林术语，叫“适地适树”：什么树栽在什么地方易于成活，就在什么地方栽什么树种。实际这个“适地适树”原则适用于一切生物，包括小鸟小虫，都是在寻找自己的适生地。人与鸟与虫与树一样，也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适者生存。
徐有福现在已成为一个“适者”。如果徐有福要写小说，他就决定给自己起个笔名，就叫“适者”。徐有福有个师专同学，一直在写诗歌，在省里市里小有名气，这个同学发表诗作一直用笔名“行者”。以至于同学聚会，大家就会互相问：“行者来了没有？”“行者怎么还没来？”而把他的本名忘记了。有一次几个先到的同学突然想不起行者的原名了，最后还是一个同学思索了一会儿才率先想起来：“王建国嘛！行者叫王建国！”
另一个同学当时说，看来笔名与本名真能将人搞糊涂。只有鲁迅与周树人大概人人都知道，不过鲁迅还是要比周树人知名度高一些，知道的人更多一些。包括著名作家柳青和路遥，他们的原名刘蕴华与王卫国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天徐有福将潘朵拉拉到大路畔村的夜来香酒店。在村里搞调查研究时，一次碰上回家的马俊才。马俊才那天晚上拉着徐有福在这里唱过歌。马俊才只会唱《驼铃》和《杜十娘》两首歌。那天马俊才喝多了酒，分别将这两首歌唱了近十遍。徐有福唱了一首摇滚歌《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我是谁。
假如你看到我有点累，
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
请你吻我的嘴。
这首歌词和曲都是崔健的。徐有福有一次与白玉在“温柔之夜”歌厅玩，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首歌，直至唱得烂熟。每次唱这首歌时，他都仿佛是在给一个最心爱的姑娘倾诉衷肠，有时甚至会唱得热泪盈眶。看来一个人再堕落，内心深处也会有一块净土，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那天马俊才还要了两个小姐。可这两个小姐长得丑且不说，伸手上来就摸徐有福的“大哥哥”。徐有福和她们跳了两曲舞，握着她们的手还不如左手握右手，倒像抓着一把农民用的耙子，或者就是一张砂纸，硌得慌。徐有福当下兴味索然。看来小姐也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比如明末名妓杨爱，比那个饱读诗书的钱谦益还要有骨气。杨爱又名柳如是，明亡时她劝钱谦益自杀，谦益不从，卖身投清。
将潘朵拉在“夜来香”安顿好后，徐有福返回市里请老局长。老局长早就说过要来村上看一看，并要徐有福“安排个时间”。下午时分，徐有福已将老局长接来。拿着礼品去慰问了老支书高有电，还去老同学林秀梅的试验基地转了一圈，然后便来到夜来香酒店。
那天出面作陪的还有小庄镇党委书记和副镇长。镇长就是吴小娇老公，去省党校学习未完。“你们局的吴小娇我们都熟，结婚时就是在镇里办的，以后还来过几次。”镇党委书记说起吴小娇，语气十分温柔，可见吴小娇将“倩影”也留在这位书记脑海里了。不仅仅是倩影，仿佛还有香味儿，虽是那种“余香”，也挺让人陶醉的。
饭毕，镇上村上的领导有事先走了，只留下徐有福和老局长。徐有福召出潘朵拉。潘朵拉一出来，老局长眼里顿然放出一束亮光，就像将一个电暖气的插头插到插座上一样。潘朵拉直奔老局长而去。徐有福则随便抓起一个“耙子”。四个人先在灯光幽暗的大厅里抱着摇了一会儿，便分别摇进了两个小包厢。
潘朵拉带着老局长用肩膀撞开门滑进小包厢那一刻，徐有福瞥了他们一眼，正看到老局长眯缝着双眼，在潘朵拉额头上沉醉地吻了一下，然后门便像小孩睡着合上眼睑一般闭上了。
徐有福一进包厢，就放开耙子，递给她一百元钱。耙子用十分敏捷的动作将一百元钱塞进袜筒里，然后像一颗篮球一样兴奋地往徐有福怀里弹。徐有福急忙止住她，和她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局长才从包厢里出来，浑身上下溢出一种舒畅和通泰的感觉，脸上也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小潘的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局长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这样对徐有福讲。“就是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当年革命斗争那么紧张，那些领袖人物还常常参加延安的舞会呢！”徐有福十分真诚地配合着局长。“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包厢里也是很文明的嘛！”局长上车前又摆摆手对徐有福这样说。局长的“文明”二字像一根针，将徐有福这根线顺手引了出来，他没加思索顺着局长的思路说：“有两句顺口溜不是这样说吗，白天上班没精神，晚上包厢搞文明！”话说出口，徐有福才觉得没说好，赶快将车发动着，借发动机的声音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懊丧。而局长此时正在一种十分高兴的情绪中，并没有介意，反而扭头对徐有福说：“有福在这儿扶贫工作搞得不错，镇村领导对你评价很高嘛！”“那还不是因为有局长的培养和支持。”徐有福本来想用“栽培”这个词，但又觉得这个词有点儿庸俗，况且他也不是一棵树，何谈“栽培”？话到嘴边才改为“培养和支持”。而此时局长已仰在后座闭着眼睛，发出了轻微匀称的鼾声。
徐有福稳稳地开着车，在河岸边的蛙鸣声中，推开夜色向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驶去。
《机关红颜》
由于徐有福一年的奔波穿梭，大路畔村老支书高有电与马俊才多年的矛盾有所缓解，虽还没能握手言欢，但已不像过去那样处于敌对状态。徐有福趁热打铁，鼓动马俊才出资三十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所“俊才希望小学”，又给西村修了一座桥。省报以“一桥连起干群心”为题，对徐有福下乡扶贫的先进事迹作了报道。
年终市里召开的扶贫奔小康工作表彰会上，徐有福作为“扶贫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他的“同情兄”将奖状递给他时，还和他拉了拉手。徐有福不仅给个人争得了荣誉，也给单位争得了荣誉，他所在的局被评为“全市扶贫奔小康工作先进单位”。
局里在召开局长办公会总结一年的扶贫奔小康工作时，对徐有福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这个同志不仅人品好，为人淳厚，善于做工作，而且能在工作中找到突破口，抓住要害。”老局长这样评价徐有福。他似乎言犹未尽，又说：“有福同志在大路畔村扶贫奔小康工作中，只抓了一对主要矛盾，就是马俊才与高有电的矛盾。这一对矛盾抓住了，抓准了，解开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至于修建希望小学、修路架桥等工作，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主要矛盾。这里就有个先与后的问题。先抓主要矛盾，促成马、高和解，然后再抓主要的矛盾方面，即修学校架桥，这样就不会遇到阻力。可若先去修学校架桥，对马、高矛盾视若无睹，最终是学校也修不成，桥也架不起来。”局长说到这里将身子往舒服坐了坐，然后将两只手在空中互相拍了一下，接着说：“为什么学校也修不成？桥也架不成？马俊才不出钱，拿啥修学校架桥去？退一万步讲，马俊才即使出了钱，高有电与他心里别着劲，不接受他的馈赠，又有什么办法？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又是撤专家，又是中止各种援助。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撤，不中止，毛主席也不会再接受他们的援助。”
局里的科长、副科长都参加了这次局长办公会。徐有福觉得老局长讲话还是很有一些艺术水平的。有时引而不发，有时意在言外；有时言之有物，有时言之无物；有时讲宏观，拓展人思维空间；有时论微观，让事物具象可见。他在说马俊才时，用的是“退一万步讲”这样的语句，极言马俊才出资几十万修学校建桥的重要程度，言外之意是，没有这几十万，其他都是空的。可在讲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撤专家时，他的语气稍显平和，就像一条急流在狭窄的河道奔涌而出，河床突然变宽，一望无垠，水流于是遽然变得平缓起来。苏联撤专家在当时是天大的事，但在眼下，尤其是对于局里的扶贫工作而言，显然没有马俊才出资修学校建桥重要，因此局长用的语句是“退一步讲”，“一万步”到“一步”，其中空间有多大？！
局长这样绕了一大圈后，才又回到徐有福身上来：“所以有福同志先解决马高矛盾，然后乘势而上修学校架桥的做法是有深层次的哲学道理的。徐有福同志能带着辩证法去参与扶贫工作，用辩证法去解决在扶贫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就不简单！有福听说你为了解决马高矛盾，仅高有电家去过十六次？”局长扭头这样问徐有福。徐有福当时脸有点儿发烧。实际他只去过五次，不知局长怎么会突然迸出个“十六次”的说法。就像一个诗人灵感突至冒出一句好诗一样，徐有福又不能抑止或阻碍局长这种灵感的喷涌。正像一步与一万步之间有点儿远一样，五次与十六次之间的距离也有点儿大，于是他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十六次，十几次我记不清了。”
“十几次也不容易啊！当年刘备请诸葛亮才三顾茅庐！”局长以这样一个历史典故结束了他这番挥洒自如的讲话。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局长心目中，徐有福就这样突然变作了唐朝的项斯。
方副局长与其他两位副局长那天也各找了一个角度夸赞徐有福。总之“内秀外拙”、“大智若愚”、“厚积薄发”这些词语都用上了。若徐有福是一部引来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那天仿佛就是开他的“作品研讨会”。大家从各个角度发掘这部小说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内涵，生怕遗漏了什么，留下那种遗珠之憾。
徐有福若是一朵迟开的玫瑰，一夜之间在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