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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袁朗说起铁路，成才突然想起不久前公安部来人调查铁路的事，心里突然担心起来：袁朗在敌营那么多年，解放前和铁路、潘汉年有过组织关系，不知道这次受没受牵连？
“师傅，铁路，现在没事了吗？”
听到成才的问话，袁朗体谅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笑了一下，“结束审查了，过一阵就上班。差一点儿，如果他抗战期间要不是跟着八办到了重庆，还是留在上海的话，就说不清了。这回听说是周总理出面保的他。”
“潘···汉···年，在上海的时候，我听你说过他。你们撤走之后，上海地下党是他和陈云领导，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会是内奸呢？怎么就成了特务了呢？要真是这样，那上海地下党不早就被日本人和军统端个底朝天了？我们，你和我，不等解放就没命了，国民党傻啊，还能给新中国留下这么多共党分子？”只有在袁朗的面前，成才才敢也才能不设防地倾诉自己这些天来的不解与不平。
“我一直受克公直接领导，和潘汉年那条线没有接触过，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听说是因为抗战的时候和汪精卫那边有什么协议，中央不知道···唉···咱俩能理解，身在曹营，有时候，身不由已，你必须去做不得已的事情，比如，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比如，和敌人委曲求全，但是，事过境迁，有些事情，你说不清，别人就更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相信你···尤其是根据地出来的，自认为根红苗正的那些人···”
袁朗的话低低的，带着他特有的沙哑，听在成才的耳里，沉沉的，象是放进了水银，堵得他难受。
“师傅，这回，你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你不是命大吗，做你师傅的人，命能赖吗？我一直是李部长直接领导的，放心，整不到我头上。嗨，审查几天，也不算什么！原来特科有几个同志，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顾顺章叛变之后撤到江西苏区去了，去年我回来之后，特地跟老同志打听他们的下落，才听说，有两个小伙子，在肃反的时候被冤杀了。跟他们比，关几天，审查几天，幸运多了！”
礼堂里的乐声悠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曲调随风传过来，刚才谈话内容的严肃被风冲淡，弥漫在两个人之间的伤感被风稀释，袁朗歪着头，抱歉地冲他笑着，突然在双杠上做了一个漂亮的回旋动作，身体轻盈地坐在成才坐着的杠子上，坐稳，垂着双腿，侧着身子，清亮的眼睛含着笑意，轻轻拉起成才靠着自己的手，慢慢地捏在掌心，然后，缓慢却坚定地，
“成才，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二十四年，没错，二十四年，下一代人都长成大树了。到哈尔滨来开会，我想了好久，要不要见你？我知道你现在挺好的。我说过你能当上将军的，没食言吧；我在北京的时候，和外交部情报司一起开会，见过高梅生，她是个不错的女人，又工作又带孩子，挺不容易，你要好好珍惜！”
成才的眼里闪过一缕流光，梅生的好，他不是不知道，梅生的爱，他不是不珍惜；但他没有办法阻止心底里思念的暗流，他没有办法抹掉无人时跳出脑海的南京一夜；他只是庆幸，幸好，两地分居的生活掩饰了天长地久容易滋生出的内疚和尴尬，还有那内疚和尴尬之后的更深的回望。
象是知道了他的心思，袁朗的掌心把他的手扣得更紧了，“可我还是决定来看你，我怕，这回不来看你，这辈子就没有机会对你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一直说不出口，不过，再不说，我怕我要憋死了。”袁朗的嘴角挑上一抹自嘲的笑容，眼睛周围的皱纹似乎舒展开来，“我想对你说，谢谢你，成才！要不是有你，我只是个追逐信仰的单薄的斗士，但是你给了我爱，让我学会了爱，你知道吗，有爱的信仰像钻石，最坚韧，也最美丽。”
尾声（下）
成才感受着那双有力而温暖的手掌传来的热度和力量，一点一点，那热量升腾在自己的手心里凝聚成潮湿的汗，这汗里的热意又一点一点顺着血管渗透到全身，让他像喝醉酒亦或一场情事过后那样，浑身酥软，灵魂出世。
夜风轻拂，夏虫呢喃，远处是抒情的歌曲和和平的人声笑语。操场上的两个人只是双手紧扣，四目相对，没有多余的话语，没有多余的动作。
对他们而言，二十多年相识的岁月，聚少离多，更多的是相思与惦念，生离死别早已把双方的感情洗得单纯却又极致。
这是个超乎语言、超乎想像的时刻，沉默而又沉醉的情意交融的时刻。两只手密密结合所给予的亲切，绝不下于两个面容相贴、两片嘴唇相吻所能产生的温存。
在手指交融的两手间，最轻微的战栗都发出翅翼拍打的飒飒声音，最轻微的按压都激起波汶闪烁的涟漪；注定相交相绕的命运的手纹，在这个哈尔滨初夏的夜晚，缠绵着，珍惜着，温暖着，纠缠着，延向远方，直到好远，直到天外星辰的浩翰无边。
身边那个人的眼睛微眯着，含着笑意，一如那个二十四年前上海那个阴冷的下午。他拖着受伤的腿，靠着墙上，看着自己，那清亮而深邃的目光如同暗夜里的一道明光。一时间，周围都暗了，静了，只有那道明光，照亮两人目光交会处。
这惊鸿一瞥般的明光，扩散开来，浸透了自己此后的人生，血雨腥风，筚路蓝缕，无怨无悔。
第二天上午，哈军工外出军训的师生回校，袁朗果然只是在成才的指点下，远远地注视着他的儿子，从不曾谋面的儿子，平静的面庞上，看不出内心的波澜。然后，便带着那个叫王锦秋的女助手离开了学校。
然后，成才便没有了他的音讯，直到五年后，1960年的10月。
那一年深秋，新中国自己研制的地对地导弹准备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导弹基地发射。苏联专家刚刚撤走，时任导弹基地参谋长的成才，日夜操劳，心力交瘁。
从57年突然被上面点将、奉调到这个浩翰苦寂的荒漠深处，协助孙继先中将一起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以来，在这里已经呆了三年，从无到有，自力更生，艰辛和不易，后人不能理会，而成就感和自豪感却的确是支撑那一代创业者的精神动力。
成才常常在心里暗自笑话自己：自己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从小聪明玩劣，把个许三多欺负得团团转，可成年后的人生，却从来都是被人推着往前走。去德国留学，是父亲的主意；碰到袁朗，走上革命的人生，更是把自己交付给了组织，此后的一切，职业、岗位、包括婚姻，都是组织决定的。在组织的指令上，自己卧底十来年，然后，又干过炮兵，干过铁道兵，干过军校的教务长、最后，来到了沙漠，做起了导弹兵的参谋长。人生如梦，回想起来，少了选择的彷徨，却多了磨合的痛苦，尤其，是感情的磨合。
沙漠深处的创业，基地的领导挂着将军的衔，却和普通的士兵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五年来，成才很少去想袁朗，倒是远在北京的子女常常让他惦记。
“袁朗”这两个字，已经渗透到骨髓里，血液里，和他融为一体了，所以，他不必刻意去想，因为这个名字，带着那道明光，时时和他一起行动，尤其是这一年，他总是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袁朗合二为一，在大漠落日的雄伟时刻，在飞往北京的军用飞机上，在导弹靶场的紧张训练中，在和苏联专家激烈争吵的时候，自己的许多言行，常常带上袁朗常有的表情，常有的语态，以至于熟悉的部下私下里用尊敬的语气议论自己这个“烂人”。
1960年11月的发射，是新中国自主研发的地对地导弹的第一次检阅，成败与否，事关重大。基地上下，都绷得紧紧的，压力，从北京一直蔓延到巴丹吉林。
一个平常的忙碌的傍晚，成才带着几个参谋和研究人员又一次检查完发射装置，从靶场返回基地的车上，几个年青人热烈地畅想着导弹发射成功的情景。一个年青的参谋神秘地说起：你们知道吗。咱们这次自己研发的导弹，据说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专家立了大功。
成才听了轻轻地笑了，他在北京，见过这位专家，几个月前，更陪同这位专家到过自己的基地，只是那都是高度机密的行动，年青的参谋又怎么知道，在基地食堂里，将军们陪着吃小灶的那位衣着普通的中年男人，会是世界知名的导弹专家。专家是个儒雅书生，但却有一股让成才尊敬不已的爱国豪情。就在这几天，专家还会来基地，亲自参与导弹发射过程。
有些人有些事，还真是不经惦记，成才和部下的车刚到基地，司令部营房里，一个年青的上尉军官就冲了出来，还没站稳，冲正下车的成才敬礼，“参谋长，司令员让你赶紧到会议室。”
成才摇摇头，一边回礼，一边埋怨，语气里又有些心疼，这个年青人是自己从哈军工挑过来的，是个数理尖子，却要在沙漠里奉献青春甚至一生，他不能不心疼，“司令员说什么事了吗？是紧急会议吗？”
“不是，好像是北京来了几个人，要找您。”上尉也说不明白，只是带着有些同情的眼光看着他的参谋长，他刚才在会议室里看到了，北京来人身边，还带着一个骨灰盒模样的东西，他有些担心：这个骨灰盒或许是参谋长的哪位亲人。
北京来人，要找我？成才皱着眉头，他想不出会有谁专门来找自己。
梅生在外交部的机要部门，忙得团团转，几个孩子经常都要交给齐桓和林缨美两口子照顾；
高城在南京当炮兵学院院长，虽说自己这个导弹部队对外宣称第二炮兵，可跟高将军那个炮兵毫无关系，也就创建初期从他那儿挖了几个学生，还被他在电话里一通臭骂；
许三多在西南的一个陆军部队也当师长了，西南边境是不太平，印度跟咱们一直磕磕碰碰的，所以三多不可能跑我这儿；
那会是谁？
突然，就像电光火石一般，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始终和他融为一体如影随形的名字，突然灼热地从血液里喷射出来，“袁朗”，一定是他，也只有他才会这么神出鬼没，这么制造奇迹。
会议室里并没有袁朗，成才推开门，看到袁朗那个女助手的第一眼，他就明白了。
他明白了，那个叫王锦秋的女助手，穿着深蓝色的公安制服，脸上不再有五年前哈尔滨那个夏夜的轻松与活泼，面容上遮不住的悲戚和试图遮掩的软弱，成才只一眼就就明白了。
他曾经是一个冷静甚至冷血的狙击手啊，特科那两年，多少叛徒在他枪下喋血，抗战头几年，多少汉奸在他枪下毙命！死亡的反应他见得多了，同样的悲戚和软弱他太熟悉了！
他的脑子从没有如此的清明，他的表情从没有如此的镇静，他清明和镇静地意识到：他走了，他遵守他们两个人的诺言，把他送过来了，送给自己；而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个诺言，为他，也为日后的自己，选一个共同的魂归之地。
身边竟然传来刚才在车上年青参谋们议论的那个导弹专家的声音，他说，一年前，正是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