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已绣满蚁｜穴，千年混凝土被蝼蚁们丝线般的牙齿勒碎，变成美丽轻盈的沙粒。
只需一掌风，就能摧垮一座城池。
我想象着这个名叫钟新的男人——他是男的，他在北京，这些勿庸置疑。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他是何职业？多大年纪？与母亲是如何相识？……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来一一解开，就像中学时所做的证明题，用尽可能少的已知条件来求得最有说服力最准确的证明。
胡同里传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等报纸的叫卖声，声音是报亭的老板预先录好的，并非现场直播，一场公开的叫嚣的预谋。
手机许久没有动静。
我有些失望。自从发现母亲的秘密，钟新就再也没有发来只言片语。8个月，整整8个月，不问生死。气若游丝并不等于销声匿迹，毕竟，线还在。这手机，却如同被装了定时炸弹，又如被置了窃听器。我猜不出钟新不回短信的原因，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相忘于江湖么？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章（12）
我思考着下一步。
假如他真的不回短信怎么办？那自己不是白费苦心吗？在手机完全坏掉之前，我决定必须坚持不懈的把短信发下去，只到他回复为止。
想到这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湖北女店主接过钱，笑眯眯地说：走好。我点点头，下了台阶。
胡同里站了几个卖菜的农民，他们把菜蔬摆成整齐划一的几何图形，在寒风中观望着。丁字形胡同的尽头，偶尔闪过几辆自行车，东来西往，在视线里交织着，也如那些菜蔬一样，成为一种游戏。
我决定换一钟语气发第二条短信。在走出胡同口的时候，第二条短信已经到了钟新那里。
“钟新，我是莹。我想你。”这样的文字对于母亲来说也许是种亵渎，但是，在这场神秘的爱情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心动魄呢？漠然、无知，也许才是最可怕的。
胡同的拐角处在卖《法制晚报》，一个铁喇叭喋喋不休的对路人说：“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成为真理。仰头，刚才还明亮的天在法制“晚”报的劝说下果然暗了下来。
异乡的茫然就如这眼前渐近的天色，昏暗无边。我甚至想到了退缩。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拨通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宝宝，吃饭了吗？北京冷不冷？还好吗？快点回来吧！”
我说：“爸，您放心吧。我今天赶了两场招聘会，北京机会很多，您就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我要挣钱给妈妈看病。”
“傻孩子，在外面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父亲的声音透着怜爱。
“爸，你也是，别太累着。妈妈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子。”
电话那端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它，落到耳里，成为我的乡愁。
13
又度过了茫然、毫无意义的一天。
钟新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两条短信大概还不足以打动他那坚硬的心。我怀疑他的手机关机或者换了号。于是，我决定冒险试一试，准备直接拨通他的电话，一声不吭，然后很快挂掉电话。和他通话，是万万不行的，倘若露了马脚，我将前功尽弃。
一进平房院子，我就听到了何大爷的声音，大概又出什么事了。现在好像一直是何大爷在主事，肥胖的何奶奶已经好久没到院子里来。在各家小窗映出灯光的照射下，何大爷青铜色的瘦削面孔如一个话剧演员，激动，他的唾沫浇灌着因长久发言而略显干涸的语言：“又堵了，掏了一下午，我今天就守在这儿跟你们一个个地说，以后不要再把什么菜叶儿呀茶叶末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水池里倒，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下水管堵了，不方便的是你们，这还是大冬天，赶明儿到了夏天，你们弄堵了，那个臭味儿你们自己尝去！”
我就站在何大爷旁边听，平房的铁门“吱呀”一响，严大姐推着自行车进门，从超市回来了。
“ 何大爷，怎么啦？”严大姐人没站稳，急切地问，好像她专门为何大爷的事赶回来的。
何大爷转过身，清了清嗓子说：“又堵了，掏了一下午，我今天就守在这儿跟你们一个个地说，以后不要再把什么菜叶儿呀茶叶末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水池里倒，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下水管堵了，不方便的是你们，这还是大冬天，赶明儿到了夏天，你们弄堵了，那个臭味儿你们自己尝去！”
严大姐接过何大爷的话说：“是啊，住在这里都要自觉，有的人，素质就是低，明明知道下水管会堵，还往水池里丢东西！”边说边去收她早上晾在院子里的被单。被单从绳子上取下后，还僵硬着身子，如一张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千张皮。
“对了，小严，你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已经过了一天了！”何大爷说。
“哦，知道了知道了。这几天忙着忙着就忘记了，明天下班回来交可以吗？”严大姐边说边掀她家的厚布门帘。何大爷怕她进去没有下文，赶紧说：“今儿有钱的话就交了，我也难得碰你们，既然租房，我觉着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好，一是一、二是二，实在。”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章（13）
在他们说话的当口，我开了自己的房门。本来准备此时拨钟新手机的，但如此热闹的声音背景很容易引起钟新的怀疑，我决定等安静下来再拨比较合适。
头晕。
脑子里何大爷的那些话又旋转起来。
（）
我不明白何大爷为什么能一字不差的把那些话背下来。在密集的时间里把何大爷的话听两遍这也是我头晕的原因之一。我不喜欢被灌输。何大爷的话就是一种灌输，而且是等着院子里人回来后一个个地灌输。我很同情最先一个回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出院门的人，他们听的次数与从外面回到院子里的人的数目是相等的。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2章（1）
14
最幸运的人是我房间斜对面的姑娘小琴，她是回来最晚的人。
严大姐说小琴18岁，安徽人。在不远处一家小餐馆打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夜晚一点。小琴长得虽不漂亮但干净。第一眼看小琴，我脑子里就冒出贾宝玉的话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小琴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小琴，我最多见过两次，但她那干干净净的模样在这个杂乱的小院里无疑是眩目的一笔。第一次与小琴碰头是在院里的水笼头前，她在水管下搓洗衣服，手冻得通红，但从容不迫，仿佛那手根本就没长在自己身上。看见她，小琴抿嘴笑了笑，算是招呼。
我礼貌地说：“还没上班呢？冷不冷？”
小琴把身子朝左边挪了挪，为我让出半边空位来，说：“马上去呢，一开始下水冷，过一会儿就不冷了。”
第二次我见小琴出门上班，便喊她等她一起出门。我说出去买报纸，顺便看看她在哪家餐馆打工。在胡同里，我问：“是当服务员么？”
小琴说：“不是呢，是做杂工。”
我说：“那有什么区别？”
小琴说：“服务员是不到厨房里去的，杂工什么都干。”
“那工资呢？”我问。
“杂工那当然低一些，”小琴说，“我文化不高。当服务员要写菜单要灵活呢！要是真当了服务员，那才好呢！”说着，小琴眼里露出憧憬的神情。
小琴打工的餐馆叫毛血旺，一个令人毛骨耸然的名字。毛血旺的老板老板娘还睡着，小琴叫开了门，然后把歇在餐厅里的旧三轮车和自行车搬到外面放着，接着，又从水池里拿出拖把拖地，我说慢忙，然后离开了。
小琴每天早出晚归。她的脚步有种故意重放中的轻盈，小姑娘自己给自己壮胆呢，又怕吵醒别人。当她深夜一点多钟打开院里的铁门回来时，我还靠在床头看书，看杜拉斯的《情人》。
虽然电表每走动一个字就要花费一元钱，但这个寒冷的夜晚，我却不能不点灯。这样的冬夜，即使是瞎子，也是愿意点一盏灯来给自己一点温暖的。
《情人》一直是我喜欢的一本书，而母亲的故事则使我对这两个字有了别样的认识。“情人”是一个奇怪的名词。很多时候，它与“爱人”的含义是不同的。它很诡异。始终有一种神秘气息，令人无法抗拒。情人可以很年轻，也可以很苍老。激｜情始终从这些被称为情人的人身上无法消退，与情人有关的人都是些奇怪的人。
钟新是母亲的情人，但是，母亲不一定是钟新的情人。我之所以如此大胆推测，是有其道理的。从他们所发的短信看来，好像很不公平。母亲的付出相比钟新而言要多一些。无疑，在感情上，母亲是主动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合适，很不公平。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现在的情景好像反过来了。事实上，“爱上谁”就意味着比“被谁爱上”的付出要多一些。
我曾经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们一起探讨过爱与被爱，很显然，母亲属于前者。不仅如此，母亲作为一个有前途的业余作家，在为我取名字这一点上是幼稚的，犯了一个大错误。“宝宝”这个名字丝毫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作家母亲的内在功底与水平。因为姓郁，名宝宝，导致我的大学生涯外号一直叫宝玉（郁）。我真的很烦很烦这个外号。首先，我是一个女孩，不是男孩，但是，人们的想象力仅仅出自于名字的谐音与颠三倒四。其次，我身边总是围满了女孩，她们充当着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角色，争风吃醋，真是烦透了。我不是同性恋，很多时候，我也想当一次娇滴滴的林黛玉，有个宝哥哥似的男朋友爱着宠着。
我把《情人》丢在一边，有点儿想那些死党了。
15
“宝玉”这个外号是读大学时宿舍里的五朵金花给我取的。当别人叫我宝玉时，我首先声明：偶是一女的，更准确一点儿，偶是一名女生。在楚江大学艺术学院宿管科查偶的号码，偶是A栋721室3号铺位。我已经习惯将“我”说成“偶”，也许是太孤独的缘故吧。自从叫我宝玉，在721，我的地位陡然上升，五朵金花一律降低为丫鬟。每逢我从图书馆或者食堂回来，她们见到我，必定亲热地围上来，宝玉宝玉的叫，叫得我心里痒痒的，仿佛自己真的身在美女如云的大观园里。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2章（2）
那天，721静悄悄的。进了门，我装模作样地问了一句：“梅超风来过吗？”
平日拥挤的寝室此时空荡荡的，就1号铺的王大丫在。见是我，她脸上顿时乌云密布，说：“回宝玉，梅超风刚走。”
“啊？”我的眼睛扫了一眼床铺，被子如一堆牛粪，又如一座富士山。心情糟糕起来，说，“她又下啥圣旨了？”
王大丫从床上坐起来，仿佛对我失去兴趣，面无表情地说：“500字检讨呗，还说这是面子呢，说看你与她相好。”
“就因为不叠被子？我靠！”我一甩马尾，一蹬皮鞋，爬上了床。
牛粪已不冒热气，它顶着我的背部，传来一丝暖意。牛粪是暖和的，在乡村小道上，远远的，散发着热气，如高高的黑呢帽，一脚踩上去，胜过世界上最柔软的床上用品。“不信，试试？”这是我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