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滋味比去湖边之前更不是滋味。
跟玲姐闹别扭的那段日子，我经常睡不好觉，白天经常精神恍惚地在一幢幢大楼之间奔走。业务方面依然毫无进展。本来有几家客户愿意进一步接触的，但都给别的销售员撬走了。那段时间销售员之间互相撬业务，已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同的公司之间互相撬，就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销售员之间也互相撬。你去销售部汇报某公司有意购买某某规格的通信系统，稍不留神，给另一个销售员知道了，那笔业务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除非你还有更狠的招数。
更狠的招数，通常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和人格。当这样的较量发生在我和粘糊小妹之间时，我真的很痛心。她却很无所谓的样子，事后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天哥，我请客。业务之内我们是对手，业务之外还是朋友。”我提醒她，那笔业务客户要是发现她没用原来承诺的配置，肯定会找她的。她依然很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啊，就是不开窍，眼看着别人撬走你到口的肥肉，真还不如我来撬。我做成了，可以请你，别人做成了，连句谢谢都没有。”我承认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只是问她：客户发现了怎么办？粘糊小妹忸怩了一阵，说别人问这个，她肯定不会说，既然我再三追问了，她只得告诉我。她说通常达不到承诺标准的配制不是埋在地下，就是封进了墙壁，不懂行的客户一般不会发现的。就是相同型号的配制，也有正路子与水路子之分，寿命长短之分。况且水路子来的有些比正路子来的质量更好，有些寿命短些，但三两年之内没问题，过了保修期，让维修部的人继续赚钱就是了。我笑了，说：“你厉害你厉害。”她低下头笑了笑，要我别讽剌她。她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还是希望这些窍门能帮上我。我说，我下不了那个手。这件事没有接着谈下去，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我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只不过比一般销售员多读了几本书而已。我读过的那些书，把我和那样的事情隔开了一些。
有时候，许可佳会打电话来提供一些业务信息。我会故意跟她拧着，不去她说的那些单位。一看是她的电话，我一般会说我很忙，待会儿再给她回过去。一会儿过后，我没回过去她也不以为意。她几次约我见面，我都没答应。我已经总结了上两次见面的教训：每见一次，两个人就稀里糊涂的走得更近了一些。对她，我大致上采用的是玲姐对我的冷处理方式。正因为如此，我心里也常常同情许可佳，不愿意说伤她的话。无论如何，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都是对另一个人的赞美，我觉得她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我没能够正确应对。在找到比冷处理更合适的方式之前，对许可佳，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玲姐忽然问我，要是我确实不喜欢许可佳，另外介绍一个好不好。
我不知道玲姐是在试探我，还是在说真的。不论是哪一种，她能这样心平气和地提到许可佳的名字，都让我有一点高兴。此前一两天，她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一些好转。见到了我，会拿我又黑又瘦的模样淡淡地开一两句玩笑。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咳嗽一声，她还会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借此机会跟她商量一下，怎么把我跟许可佳的事情做个了结。
我先把我对许可佳的看法告诉了玲姐，我尽量说出我的真实看法。许可佳不是一个让我讨厌的女孩，许可佳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是，我对她没有那种感觉，跟她做一个普通朋友可能会很不错，诸如此类。正说着，座机电话响了。听得出来，给玲姐打电话的是一个姓易的男人。
玲姐给这个姓易的男人打电话时，声音亲昵，脸上有笑容，手上有动作，嘴上还不停地喊着老易老易。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时这样，不由得疑心大起：这人跟她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在电话里热呼呼地问起他的饮食起居等等？接下来，心里酸溜溜的，就开大了电视机音量，嘴里还发出了一些小动静。玲姐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头朝我嘘了一声。我立刻觉得胸中郁闷无比，肚子里仿佛胀满了可燃气体。
我努力忍耐着。玲姐打完电话，过了几分钟，我才问那个人是谁。玲姐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我说：“当然真话，骗来骗去又有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是上个星期，单位里的同事给她介绍的男朋友。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白光，像电线短路了一样。我马上把前些日子玲姐对我冷淡和这个老易联系在一起。我虎地站起，摔门而去，整幢楼都摇晃了一下。
外面下着小雨，天气真是会附和我的心情。我跑出小区院子，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又跑过一条巷子，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套衣服换上，然后去旁边的小酒馆里喝了一通酒。平时我不怎么喝酒，这几个月来还只是在许可佳的家里陪她父亲喝了两杯。坐在小酒馆里，我希望酒精能化掉心里的怨气和怒气。这天喝得有点多，心里却越来越明白，对自己的处境看得越来越清楚。从法律上讲，我无权干涉一个单身女人的婚姻大事。从个人感情上讲，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只知道跑。这个时候怎么能跑？调查调查老易，搞搞清楚竞争对手，想想致胜策略才是正事。
从小酒馆里出来，在天桥上看见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湿衣服贴着单薄的身体，披头散发站在雨中抓着栏杆冲着街上的车流喊叫着。具体喊什么我脑子里没空地方去记忆。但她俩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抓住的样子感染了我。我相信，多年后她俩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回想起雨中的这一幕。我决定让她俩的回想里多一个同样被激｜情抓住的小伙子，我也抓着栏杆冲着车流喊了一阵。我喊的是：啊！啊！啊！ 我喊不出更多的字，一切已经放进这一个字里了。
星期一，我买了一只大风筝，走到玲姐单位的办公楼前放起来。大风筝上拖着两条大红绸，一条红绸上用黄油漆写着：“阿胖，我爱你！”另一条上写着：“阿胖，嫁给我！”
调整好风筝的高度与位置后，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让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一看。一会儿，玲姐说：“我马上下楼，请你别走开。”
第七部分
（）
玲姐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行政机关，我去过一次，整幢大楼都给人一种堆满心思的感觉。里面的人喜欢用废话、套话、空话、假话遮掩琢磨人的劲头。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在这样的单位里上班，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放风筝之前，我已经推敲了红绸子上的词句，既要让玲姐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同时又要让别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风筝刚刚放起来，就看见几扇窗户打开了，几只脑袋从窗口探出来，还有人朝天上指指点点的。
十几分钟后，玲姐走出了办公大楼。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朝天上看一看，掠一掠头发，突然掏出剪刀剪断了风筝上的线索。动作很快，又有点不经意的样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机关大院。我楞了楞，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隔了一会儿，我才往大院外面走。我觉得她不应该出手的，她应该知道我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这会儿我倒有点担心她出手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拐进一条小街，玲姐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我钻进去，看见玲姐扭头望着她那边的车窗。我要握她的手，她把手挪开了。一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她家楼下，付车费的时候也不说话。上楼梯的时候走得很快。她打开门，等我走进去了，她才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气。她扫了我一眼，望了一会儿墙壁，又扫了我一眼，又望了一会儿墙壁，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啊？”
“我要你嫁给我！”
“你那样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神经！”
“我要你嫁给我！”
“真是太神经了。”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我在单位里还怎么做人，脸往哪里放？”
她这么一说，我有点生气了。这个问题我本来考虑到了的，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很不好受。我是诚心诚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里积蓄的那些怒气和怨气并不是已经完全化掉了。
我说：“我怎么啦？我偷了还是抢了？我做了什么让你见不得人的事啦？”
“还这么混。总这么混。越来越混了。从来都不替别人想一想。”
没说的，这几句话一出来，旧帐也跟着带出来了。她越数落越生气，气得浑身乱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突然，她开始拧她自己，掐她自己。胳膊和腿上立刻红了好几块。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咒骂我和她自己。情急中，我又想起了格戴克的那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这回格戴克赢了。她先是推我，接下来摇头晃脑的，再下来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再接下来，抱我的手越来越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到来的特大利好，虽然不是很有把握。我像营销书上说的那样继续进行合理诱导，开发潜力，终于确认了她的需求。
晚上临睡前，乘她心情大好，跟她聊了几句那个姓易的男人。她好像也很乐意解释一下。老易在丰台区的一个机关里上班，五十多岁，妻子去世已经３年，有个女儿留学日本。介绍人是单位里的一个领导，既然领导介绍了，她也不好不见面。她只见过老易两次，感觉老易人比较踏实，别的感觉还谈不上。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没追着问下去。
第二天早晨，玲姐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去上班。天气闷热，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捋起她的袖子看一看那些被掐过的地方，她不让。她走后，我在客厅中央呆呆地站了几分钟，然后笑了。
我有好久没在这过夜了。这一夜，这一个早晨，有点回到了湖边那种好时光的意思。我坐在沙发上回味了一遍，觉得再也不能让这种日子溜走了。我找出纸和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还是得提防着点那个老易。我得掂一掂我和他的份量，仔细分析一下继续保持份额领先的可行性。也许应该对他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这好像是在搞恶性竞争，同时提高了时间成本，做得太过份也许还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阶段性成果。也许只需要搞好自己的优势展示就足够了？优势策略是忠诚度管理的核心部分。应该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年龄方面看，我比玲姐小十来岁，老易比玲姐大十来岁，我个人认为这谁都不占便宜，打个平手吧。就算老易年老，现在的社会风气让他略占上风，但我跟玲姐交往的历史比他悠久，补上应该大有富余。如果认真重估一下交往历史方面的价值，应该是非常重大且像文物一样不可替代的。我能分辩出玲姐脸上24种不同的微笑，并能做出24种以上的回应，哼哼，他老易能做到吗？那可是４年来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绝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老易不可能知道玲姐微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