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了，许可佳才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觉得我也许应该做比较现实的选择。许可佳各方面都很不错，在常人眼里，我找上她应该说是我的福份。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吧，赶紧出门去挣票子，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生孩子，好好过很多同事们常说的那种“五子登科”的日子。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种事不能看得太重。况且你也没什么理由对感情这种事有信心。一棵大树留下的根须还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的巨坑还没有来得及填，你就跟阿伍去青塔了，接着，就默认了许可佳的感情……这一切是不是太快了点……我意识到，这一段日子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嘲讽以前的我。我怎么了？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自己尚且如此，怎么能要求别人对感情忠贞？我至少没以前那么有信心了。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配享有纯洁忠诚的感情。
这么东想西想了大半天，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到哪里去了。我觉得应该把每个想法都理理顺。坐在电脑前，听着雨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边打字一边慢慢梳理着。一些想法如初飞的幼鸟，在附近的空气里扑腾扑腾小翅膀就赶紧回到了树上，没有一个想法能够飞远。跟玲姐闹别扭后，我独自反省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以前很多个周末，都是跟玲姐一起度过的，有一些星期六或星期天是玲姐给我上训练课的时间。训练的内容，就包括把一周发生的事反省一遍。现在，我要自己面对一切了。我强迫自己把双手搁在键盘上，一次次摸索着内心深处，摸索着那些想法的脉络。我发现即使我把想法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它们还是会在脑子里互相纠缠、生长和撕打，弄得混沌莫辨。 不知不觉，我又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起了呆，心中一片茫然。
这年秋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多，但没有浇灭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创业的激｜情。他们在南三环外租了一间仓库，打算做网上购物公司。仓库的租金很便宜，适合做网站的通信基础设施却完全没有。我的运气终于来了，终于尝到了公平做业务的甜头。这一单做成后，他们很满意，又介绍了几家正要开张的互联网公司。我发现我非常适合跟这一类客户打交道，他们跟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完全不一样。
１１月上旬，我跟许可佳的妈妈所在的医院做了一小单，３００门病房专用呼叫器。送红包给回扣的事，是许可佳的妈妈去办的。１１月中旬；林秘书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 这一单不算小。同时跟阿伍和粘糊小妹一起做了几小单。看见那么多钱滚滚而来，真有点把我吓着了，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过一万以上的存款。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居然有好几万了。有时候真想把那些票子垫在床单下面，试试百元大钞能铺几层，试试躺在上面是什么享受。等到真要这么干了，心里面突然莫名地悲伤起来。
这年秋天，随着跟许可佳的交往越来越多，我和许可佳的未来似乎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明确表过态，但两个人的未来好像就是那样了。我拚命挣钱就是为了那样的未来吗？怅然若失的感觉经常钻进屋子里来。这种时候我会走到阳台上，望着大片正在落叶的槐树，一望就是好一会儿。玲姐家的阳台附近也有几棵槐树，到了夏天，我和玲姐会一起看那些槐树开出的白花，细碎，密集，空气里浮动着一阵阵清香味。
１１月下旬的一天，我决定乘玲姐不在家的时候，去把我留在她家里的东西拿回来。除了穿的，还有一些书和碟子。上楼的时候，我紧紧地攥着钥匙，想起了从香山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把钥匙交给我的情景。还想起了在红叶林边，我第一次把头搁在玲姐肚子上的情景。打开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钥匙硌出的疼痛留在了手心里。
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把热乎乎、湿漉漉的钥匙搁在餐桌上，到处看了看。厨房里的大蒜长了苗，那些厨具餐具还是摆放在以前的位置，在这里玲姐曾经教我做什么菜该用什么东西。阳台上依然有两只蒲团并排放着，我们曾经坐在那上面下过棋，练过瑜珈。我去其中一只坐垫上坐了坐。窗外的景色一片萧瑟，有些树已落光了叶子，我像眺望到我萧瑟的内心。
我去我曾经住过很多次的客房里站了站，打起精神翻箱倒柜，觉得在翻自己的内脏，每一样东西都有一段故事，都让人一阵恍惚。忽然什么也不想拿走了，又一样一样放回去，然后呆呆地坐在床上。回到客厅，又拿起钥匙捏了捏，正要离开，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大脑飞速转开了，如果是玲姐回来了，我不知道要不要去阳台上避一避，等她不在客厅的时候我再离开。
我从来没设想过跟玲姐面对面分手的情景，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面对这一天。但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怯弱。我站在客厅里，一动不动，大脑里一片混乱。我能听见身体里的血液流动的汨汨声，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得异常响亮，门外掏钥匙的哗哗声清晰可闻。接着， 隔壁的门打开了，咣当一声关上。我在亢奋中慢慢平静下来。这些响声提醒我，该走了，不能再磨磨蹭蹭了，除非你想等到她回来。有那么几秒钟，我相信我更愿意等到玲姐回来。
轻轻关上门，我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往下沉。门锁咔嗒锁住的响声在脑子里反复回荡着。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来了。这个地方跟我没关系了。
猝不及防的相遇发生在一楼的门洞口。我从楼梯上走下来，转过身，发现玲姐就站在门洞口。她手中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给门灯照着。她看见了我，似乎毫不意外。
玲姐朝我笑了笑，说：“你看见我回来了？”
我们在一起的好日子里，经常一起动手烧菜做饭。我到了玲姐家中，如果她还没有回来，我会时不时走到窗前去望。看到她回来了，如果她手中拎着东西，我会一路咚咚地跑下楼去接她。
她把那些塑料袋举起来，递向我。我没吭声，脸肯定红了，百感交集这个词大约可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接过那些塑料袋，里面有鱼、肉、蔬菜、水果和速冻食品。鱼是剖过的，但一路上都在塑料袋里啪啪地挣扎。
接下来我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东扯西拉了几句，然后一起动手做饭。淘米，洗菜，抽油烟机响起来了，青菜在热油锅里发出热烈掌声一样的响动，闻着那些熟悉的气味，听着那些熟悉的响声，我发现自己是那样容易就回到了往日的时光里。
在餐桌上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她很随意地把我搁在桌子上的钥匙往旁边挪了挪，就搁上了菜盘子。望着钥匙我紧张了一会。玲姐夹着鱼头往我碗里放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往鱼身上抹料酒的情景：鱼在扭动，眼珠转了转，张着嘴发出人一样的叹息，那一瞬间我差点把鱼扔在了地上。这是我爱吃的那种胖头鱼，我在它身上划口子之前，拿刀背在它头上拍过两下，没想到它居然这样顽强。我差点吃不下去。我又瞥了一眼那把钥匙。
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又莫名其妙地紧张了一下。玲姐到底爱不爱看电视？我至今都不清楚，她常常开着电视干别的，有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她都要开着电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也要开着电视。玲姐仿佛是不经意地问了几句我在公司里怎么样，我回答了她。我想起了我刚上班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玲姐都要来一次例行检查，问问我在公司里工作怎么样，跟同事关系怎么样。她给我定下了“三大纪律”：不要碰公司里的钱、女同事和上司的面子，隔一些日子就问我碰过没有。我有时候故意对她说，某某女同事这个星期是如何如何碰我的，某某分脏给我了，等等，看着她一脸忧虑的样子我心里坏笑不止。这一天我跟玲姐谈得很认真，我把工作上的成绩、难处和解决的方法都告诉了她。看到她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心里很明白，她像我一样，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直悬在心上的那个话题。
我对自己的平静暗暗吃惊。
洗漱完毕，玲姐照顾我上床，关掉灯，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忽然把头埋在我脖子边大哭起来，她哭得简直喘不过气，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我的颈窝里。我摸着她的头，心中如落下滚烫的油滴，剧痛不已。接着我也哭了起来，我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哭，就像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哭一样，我们互相抱着头痛哭了好一阵子。记得后来她还一边摸我的脸，一边哽哽咽咽地说过一句：“小天，我总得嫁个人呀！”
那个话题终于出现了。
我说：“嗯，正好嫁给我。”
她一下子不吭声了。过了几分钟，她回到了她的卧室里。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里。
我知道玲姐这几年一直想结婚，她单身差不多有十年了。每次电视里出现婚礼镜头，特别是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她都会停下手中的活，痴痴地看着；像看着自己的梦。有一回电视里刚刚响起婚礼进行曲，她马上跑出了厨房，手中还拎着锅铲。如果在街上碰到结婚车队路过，她会一直站在那里看，直到看不见那些被鲜花、气球和喜字装饰的车子，才会掉头走自己的路。她还给洒水车洒过一身水，因为那辆洒水车播放的音乐就是婚礼进行曲。
踩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穿过花雨，新娘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新郎缓缓踏上教堂的红地毯，在牧师的主持下，两人互赠戒指，宣读结婚誓言……“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也非常欣赏这种仪式。这种仪式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每次都能被两个不同的生命拂去尘埃，放出光彩。我曾对玲姐说过：“以后我们结婚，就上教堂去。”她望着我笑了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黯淡下来。
在老易出现之前，说实话，我一直觉得结不结婚并不是最要紧的事，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很满意。如果感情不牢靠，结了又离，除了麻烦自己和别人，好像谁都捞不着什么好处，至少我认识的那些离了婚的人都声称没从婚姻中捞着好处。如今离婚的人太多了，十几年来世界离婚率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这一年北京和广州的离婚率比上一年高出30％，上海共有31207对夫妻离婚，比上一年多了6000对，台湾离婚率是10年前的一倍。
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愿意跟玲姐结婚。只要玲姐愿意，我就跟她结婚。
我裹着被子走进了玲姐的卧室里。 她正坐在床头写日记。看见我进来了，她往里面挪了挪。我上了床，正想把刚刚中断的话题继续下去，她用嘴堵住了我。我觉得这一刻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知道我们互相搂抱着亲吻了多久，我能感觉到身体里阵阵扩散的甜蜜和悲伤，也能感觉到她身体里的甜蜜和悲伤。我们的手指在交谈着悲伤，在演奏着悲伤。悲伤主题贯穿了所有部位的交谈和演奏，仿佛我们正在祭坛上完成一个悲伤的仪式。接着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