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书斋和激｜情。
新时期的散文从九十年代热起来以后，应该说这十多年是比较繁荣的。发展到眼下，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激｜情。因为缺乏了激｜情，读者在作品中不能感受时代和生活的气息，不满意了虚构的写法，因此才有了“行动散文”的提法。作家在社会中成了一种职业，写作可能是一些人生命的另一种状态，但也有一些人将写作作为生存的一种形式。即便是视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也严重存在着一种书斋化，就是长期坐在房间里，慢慢失去了写作的激｜情。我常常产生一种恐惧，怀疑今生到世上是来干什么的，长期的书斋生活，到底是写作第一还是活人第一？如果总觉得自己是写作人，哪里还有什么可写呢，但作为写作人又怎能不去写作呢？这是很可怕的。这样下去，江郎怎能不才尽呢？我想，像我这样的情况，许多作家都面临着。这恐怕也正是我们的散文写不好的原因吧。要保持生命的活力，以激｜情来写作，使作品的真气淋淋，得对生活充满热情，得首先过平常人的日子，得不断提醒自己的是那一句老话：深入生活。这样，我们的感觉才能敏锐，作品才能有浑然之气，鲜活之气，清正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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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说（1）
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掸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
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且认真地工作着，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掸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的，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目下的现实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世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如同四个字的“深入生活”，原本简单普通的话，没生命拿什么去写呀，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的庄严形象，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很沉重；人生若认做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文坛是热闹场，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贾母在大观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在化妆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撵得我们精疲力竭（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裤裆总是湿的）。忽然一想，许多的创作和理论，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它其实并没有自己大的志向，完整的体系，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蝌蚪跟着鱼儿浪，浪得一条尾巴也没有了。
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古今的，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要作为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替古人流眼泪，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原因大概如此。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问题是，有了一片阳光，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或浓或淡，是雨是雪，高低急缓的云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水墨画和油画，戏曲和话剧，西医和中医。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不是归一和混淆，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言论，关键在这个“民族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若不是以中国传统（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为标准，就是以西方的做规则，合者便好，不合者便孬，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就会灭绝所谓的绝对，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愈好，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
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人常常是尴尬的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做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幽默由此而生。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现在的文学，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赏观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有一个小生呢，小生的装扮、言语，又为什么是那样，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做纯粹的形式的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四十岁说（2）
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有阮籍气或贾岛气，只能有意无意地，生活的浸润感染，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
还是寻出两句话吧，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闷了许多日，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
之一，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之二，夜读《八大山人画集》，忽见八大山人，字个山，画像下几行小字：
“火木土金水咦，个有个而立于－＝≡＝＝×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
五十大话
病是生与死之间的一种微调，它让我懂得了生死的意义，像不停地上着哲学课。
差不多半个月的光景吧，我开始睡得不踏实：一到半夜四点就醒来，骨碌碌睁着眼睛睡不着。又突然地爱起了钱，我知道我是在老了。明显地腿沉，看东西离不开镜，每一颗槽牙都被补过窟窿，头发也秃掉一半。老了的身子如同陈年旧屋，椽头腐朽，四处漏雨。人在身体好的时候，身体和灵魂是统一的也可以说灵魂是安详的，从不理会身体的各个部位，等到灵魂清楚身体的各个部位，这些部位肯定是出了毛病，灵魂就与身体分裂，出现烦躁，时不时准备着离开了。我常常在爬楼时觉得，身子还在第八梯台，灵魂已站在第十个梯台，甚至身子是坐在椅子上，能眼瞧着灵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曾经约过一些朋友去吃饭，席间有个漂亮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可她一走近我，便“贾老贾老”地叫，气得我说：你要拒绝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这样叫呀！我真是害怕身子太糟糕了，灵魂一离开就不再回来。往后再不敢熬夜了，即便是最好的朋友邀打麻将，说好放牌让我赢，也不去了。吃饭要讲究，胃虽然是有感情的，也不能只记着小时在乡下吃过的糊汤和捞面，要喝牛奶，让老婆煲乌鸡人参汤，再是吃海鲜和水果。听隔壁老田的话，早晨去跑步，倒退着跑步，还有，蹲厕所时不吸烟，闭上嘴不吭声，勤勤搓裆部，往热里搓，没事就拿舌头抵着牙根汪口水，汪有口水了，便咽下去。级别工资还能不能高不在意了，小心着不能让血压血脂高；业绩突出不突出已无所谓了，注意椎间盘的突出。当学生，能考上大学便是父母的孝顺孩子，现在自己把自己健康了，子女才会亲近。
二十岁时我从乡下来到了西安城里，一晃乎，数十年就过去了，虽然总还觉得从大学毕业是不久前的事情，事实是我的孩子也即将从大学毕业。人的一生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呢？当五十岁的时候，不，在四十岁之后，你会明白人的一生其实干不了几样事情，而且所干的事情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造物主按照着世上的需要造物，物是不知道的，都以为自己是英雄，但是你是勺，无论怎样地盛水，勺是盛不过桶的。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的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落成弱者。弱者是使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不再去提着烟酒到当官的门上蹭磨，或者抱上自己的书和字画求当官的斧正，当然，也不再动不动坐在家里骂官，官让办什么事偏不干。谄固可耻，傲亦非分，最好的还是萧然自远。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遇人轻我，肯定是我无可重处。不再会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烦恼了。做车子的人盼别人富贵，做刀子的人盼别人伤害，这是技术本身的要求。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肯定有百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百只，是因为这只兔子的名分不确定啊。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
大家都知道，我的病多，总是莫名其妙地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但病使我躲过了许多的尴尬，比如有人问，你应该担任某某职务呀，或者说你怎么没有得奖呀和没有情人呀，我都回答：我有病！更重要的，病是生与死之间的一种微调，它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