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激发出来。那段时间我们如落水狗般惶惶不可终日，对“痛打落水狗”更是有了无比透彻的了解。经常被两大帮派夹在中间蹂躏，其状惨不忍睹，连藏在鞋垫下的钱都经常被搜出。
“把钱交出来！”对方面无表情地命令，口气之冷酷威严俨然不容置疑。
“没……没有！”
“那我搜了，搜出来一分钱就是一个耳光。”对方噼噼啪啪掰响指关节的同时还不忘谆谆善诱。
我想那一块钱就是一百个耳光，看来没有必要为了五块钱变成猪头吧？于是乖乖交出钱，同时屁股上还被踹上一脚。
虽然有点反讽意味，但现在多伦路上那些竖着名人铜像的地方原来确实砌有不少用来剁猪肉和卖水产品的水泥台子，由于其长宽高和乒乓台差不多，这里就成了多伦路两大少年帮派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能在上面畅快挥拍扣杀两毛五分钱的金鸡牌乒乓球，野猫帮不知和金鱼帮干了多少场硬仗。为了能在邻家女孩放学路过水泥猪肉台的那一刻潇洒侧身挥拍扣球，他们不知在家里对着镜子苦练了多少个日夜。
“这里是我们金鱼帮的地盘！”对方指指身后卖猪肉的水泥台，我羡慕望去，看到金鱼帮的人正在上面打乒乓球，恰巧一个乒乓球飞来，打在我的脑门上随即反弹入街边阴沟。
“册那！侬脑袋干吗挡在这！”原先低眉顺眼如病猫的王大头愤愤走来，重重给了我一个毛栗子（用指关节奋力敲击对方头部）。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捂着脑袋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入了帮派病猫就成老虎了呢？
但是这样一边倒的蹂躏太没挑战，到后来大家都觉得有点意兴阑珊。可能他们觉得老是打我们三个没名分的未免有失风范，于是硬送了个江湖名号给我们：戆大帮（上海话笨头笨脑之意）。这之后我们的日子跌入谷底，因为既然我们成“帮”了，那我们当然应该站在公对公的层面，更积极地参与到江湖血战里。这样追杀戆大帮都提上了两大帮派百无聊赖的议事日程。我和哑巴还知道玩命逃跑，可跑得最快的智障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傻站在那里，冲着一路烟尘杀来的追兵们大笑不止，然后又在无情围攻中赖在地上打滚大哭，丢尽了我和哑巴的面子。
日子就此飞驶而去，经常可以听到时间从耳边嗖嗖飞远的气流声。忘记了是哪一年，被打急了的智障忽然奋力冲出包围圈跑向鬼楼，我和哑巴未及多想紧随而去。也忘记了究竟是谁首先翻过了那堵围墙，反正那一刻世界为此寂静下来，鬼楼的花园里只剩我们三个的心跳声咚咚不止。
也许我们不该打破这里的幽怨安宁，不该在橘色夕阳中推开那扇年久失修的大门，不该在大门轰然倒地的那一刻鼓足勇气踏上那吱吱嘎嘎呻吟的地板，更不该拉着智障和哑巴哆嗦的手一齐踏上那条落满灰尘的楼梯——我们三个梦游般游荡在这所空荡多年的学楼中，我们胆战心惊地逛遍了二楼的每个房间，发现没多大意思，于是我们一齐上了三楼。在三楼的走廊尽头，我们发现一扇奇怪的小门，紧闭的小门上贴着两条公安局的一九七七年的封条，但封条已被撕断，由于年代久远，贴在门上的封条已成了黄｜色。断裂的封条宛如一张诡异的邀请帖默默地凝视着我们，小门紧闭，不知后面是什么，一阵寒意顿生。
“鬼……”智障后退了一步。
哑巴随即后退了更大的一步。
而我则突然转过身发疯般往楼下逃去。
那天鬼楼中传出三个少年的惊恐尖叫，布满灰尘的地板则在咚咚咚的剧烈奔跑中嘎嘎呻吟。我玩命地跑，耳边风声飕飕，但那鬼却似乎已飘到背后，对着我的脖子吹了一口阴森冷气。
（）
“唉……”我分明听到了脑后传来一声叹息，已经跑到二楼楼梯转角处的我大叫一声，惊惧地纵身跃下。
没想到当年废弃鬼楼中那老朽到不堪轻负的地板竟然就在我仓皇跳下楼梯的那一刻轰然塌陷出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洞，那一刻我趴在足有三层棉被那么厚的灰尘中狼狈不堪。紧随而来的智障和哑巴发现背后并没有鬼追来，再看我时发现我的裤裆都湿了，惊魂未定的他们竟然就吃吃笑起来，歇斯底里地在扬起的亿万灰尘中如土著人般边沿着大洞绕圈边手舞足蹈地尖叫起来，间或剧烈咳嗽、大笑……
从那天起，鬼楼成了我们三个的秘密乐园。哑巴不会说话，智障偶尔胡言乱语，而我则根本不愿说话——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在里面玩耍，坐在上海牌汽车里扮演驾驶飞船的超人，度过了很多个本该在猪肉台边挨打的日子。
惟独三楼从此成了梦魇，打死再也不去就是。
我抱着婚纱从街头逛到街尾，发现街尾处竖起了一个类似牌坊的石类建筑，上书：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我想起当年此处永远摆着一个巨大的水果摊，其中阵阵果香飘出贯穿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如今水果摊和满地果皮以及秤杆等物全都不见，如当年讨价还价声般般袅袅轻去，轻到即便世界静止地球不转也难以听清之程度。
写到这里我想再次由衷地向那些为了多伦路改造而付出无数心血和努力的人们致歉。我对“文化名人街”的刻薄形容委实过分，但请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珍藏的记忆被这样恣意改了模样，你们会好受吗？所以请原谅我这个怀念猪肉台和鬼楼的人，因为我明天就要结婚了，而我只是个顺路回来逛一小会儿的家伙而已，谁让我的未婚妻在不远处订购了她做梦都想穿的那套昂贵婚纱？
写到这里我想我有点跑题了，是的，我只想从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开始叙述这个静谧而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往来穿梭于吴淞码头附近的罗亭城堡和虹口多伦路的鬼楼之间，故事贯穿了我的寂寞青春，融合了我的荒唐血泪、痛楚、欢笑和初懂的哀愁等等，随着无数根金猴牌香烟变成冉冉青烟上升到那渺茫不可触摸之处。
如果她能看到我穿上结婚礼服的那一刻，她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在明媚阳光中露出明媚笑脸，然后轻轻放下手中的威士忌酒杯向我走来？她放下杯子的那一刻杯中液面平静到绝无任何晃动，酒杯就放在白色的大理石窗台上，在阳光中闪烁着琥珀般的质感光芒。
如果看到这个故事的你正好是多伦路混大的，请不必在意当年对我犯下的种种暴行，请尽管通过出版社找到我，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好好聊聊野猫帮、金鱼帮和戆大帮的喧嚣往事。但现在我只想问你，你还记得那个说话结巴，住在无名里的青皮蛋吗？
我的外号是青皮蛋，因脸上经常被人打出青皮蛋而得名。我手无缚鸡之力，但从小画得一手好画。我家里很穷，狭小的亭子间里惟有我和我的爷爷相依相伴。我父母是知青，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他们当年的选择。我父亲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一生信奉马列主义，曾在我十岁那年放弃了回城的机会而固执地留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那家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化工厂里继续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很想回上海，但是她深爱着我的父亲，父亲在哪，她就跟到哪，当年天涯海角的誓言字字兑现，绝无啰嗦。我爷爷年轻时是裕兴号国际货轮上的大副，去过四十几个国家，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在巴黎的海军军官俱乐部里调戏过金发美女，也曾在印度因为打落了肩膀上的乌鸦而惨遭当地人围攻。他在印度洋上亲眼见过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鬼子战舰，也曾在埃及的无名金字塔下叼着烟斗静静转悠。他在英国待了三年钻研无线电，可那据他说很厚很厚的一叠论文终于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他最伤心的往事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他被判定为政治犯锒铛入狱，而是我父母曾经毅然决然地和他划清过界线。爷爷告诉我我被扔回上海绝不是当年父母想让我回到大城市有个好未来，而是他们太忙了根本就顾不上带我。 于是这间阴暗的亭子间里又多了一个男人，他默默长大，句句结巴，小心吸收饭菜中的营养，脸上则永远挂着青皮蛋。他偶尔练习俯卧撑和自创的野狗拳，在爷爷日益老去的时候迎来他的青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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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都有一群老娘们在我这个朝北亭子间下面刷马桶——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有力的节奏如秦汉军歌般闯入我的舒心大梦，我舒服地擦去嘴角的口水，睁开眼就看到一片明媚阳光。
每天傍晚，当我放学回来时，楼下的人行道上已经一字摆开了几个煤球炉，那群老娘们用力扇风——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舒缓的节奏伴着蓝色烟雾，唐诗宋词般缠绕着我的疲惫，我饥饿地擦去嘴角的口水，推开窗户看到家家户户里的温暖灯光。
每天午夜，当我尿意横流却实在不想爬起床下楼去马路对面的公厕而再次陷入昏睡时，那群老娘们已经在我亭子间的楼下搓了几个小时的麻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缠绵的节奏透过几十年的老地板，明清小说般在我耳畔絮絮叨叨，我无奈地擦去嘴角的口水，闭上眼睛在梦中的世界里继续到处找厕所。
天知道那时我为何如此愤懑和委屈，我经常对没钱给我花的爷爷恶声恶气，对长篇大论教育人生的父母来信则随手撕毁。我在黄｜色军用书包的带子上，用钢笔写下粗体的“笑傲江湖”。穿米黄｜色大档太子裤，回力白板鞋，每天苦练李小龙的格斗技术或者干脆整天躺在小床上叼着烟凝视着斑驳不堪的天花板，心中则热血奔流任凭挥霍不尽的精力烧遍全身——烟灰落下时却忽而满心空荡起来。总之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稍有不满便目露凶光。
某天我忽然发育，在短短半年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蹿了十公分。暑假临近时，我已然长成了身材匀称的小伙子。我苦练出来的肱二头肌硬如石头，那时哑巴和智障是我最好的，也是仅有的朋友。如果谁敢欺负他们，不管他是野猫帮的还是金鱼帮的，我都能让他满地找牙。因为严重口吃的缘故，我从来没有打架前的谈判或嘴仗，直接动手罢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狠。那时我的成绩已经差到连技校都考不上的地步，剩下的欲望只有两种：食欲和伴随着梦遗而来的强烈性欲，每天除了不知疲倦地画画和各种匪夷所思的性幻想之外，生活没有其他目标，委实简单快乐。中考前我独来独往，简简单单，每天脸上又添新伤的我竖起牛仔衣的硬领子，耳朵里塞着耳机，坐在学校门前的马路栏杆上消磨时光。我的脑子里回荡着电影《英雄本色》里充满悲伤和义气的枪声，如小马哥般叼着一根火柴棒，乜视着莘莘学子们战战兢兢地从我面前走过，间或招招手让其中某个过来，“把钱交交……交出来。”我面无表情地命令。偶尔遇到不识相的家伙，我会摆明我的原则：搜出来一分钱就请他吃一个耳光——然后我拿着钱去国际电影院大厅里的游戏房打游戏机。光怪陆离的画面中，我操纵着雷电战机，独战天下，痛快杀戮。爆炸和惨叫声中，我面露微笑气定神闲，在旁观者的惊叹声中巧妙避开密集激光束，并扔下无数个原子弹。
九二年夏天，十六岁的我对读书彻底丧失兴趣，并把曾经恨之入骨的数学课本一页页撕下折成纸飞机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