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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慎，反而贻祸深远。一张画画坏了，还可以废弃不顾，拿来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场病诊误了，岂不戕贼性命？那就伤天害理了。’
“从这一点去看，方凤梧先生的绘画艺术倒极有可能是从他对个别病理的体会起步，而发展出前面所说到的四个层次。一幅画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图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显藏露隐，使某个观画的人能独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绘画，就像一帖高明的药方，恰好只能适用于一个需要它的对象。得着那帖药方而痊愈的病家倘若不止一个，只能看成是病家的运气、福祉，而不该是医者追求的目的。同样地，一位优秀的画家的任何一幅画，或许只是为了向某一个独特的观画者传递一个知音识趣的召唤，倘若这幅画不只得着一个知音识趣的观者，只能看成是观画者的获益，而非画家的成就。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赠的绘画。此画无款无识亦无题，且未经装裱。初寓目时，只觉画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样，浑似方凤梧先生所擅绘之孤竹，不过是衍一株为一行。这刻意为之的笔墨非徒衬景而已，更在示告：画这幅画的人是要借由我对方公绘艺的玩熟洞悉来指点我一些意义。
“再阅此画，我立刻发现它看似说了一个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其实还隐藏着别的细节。其中最明显的是身着蓝衣、看似为‘失惊落箸’的刘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图中左手悬空、右手持箸，但是画者只画出了他的九根指头，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为刀锯截去。试想：刘玄德故作畏雷之语以掩饰他识破曹孟德暗藏杀心的事实，则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应该是戟张而非挛屈的，之所以挛屈成截断状，岂非另有所指？我于是再仔细研看，又发现画面右边——也就是传说中使君种菜的相府后园地上——放置着一个水桶，桶边有随手弃置的木勺。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许褚、张辽衔命率众来邀梅亭之宴，刘玄德去得匆忙，随手将勺扔了。然而仔细比对便可看出：桶中所贮尚余清水数升，可是勺底却呈青黑一片，仿佛残余着什么尴尬物事，使人无法不往残余着毒物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蓝衣人，头扎包巾，的确像是刚从菜园里扔下浇作、前来赴宴的模样。然而，若说匆促间来不及将木勺置于桶中，却怎么来得及换上一身长袍呢？倘若刘玄德原本就是穿着一身蓝袍在后园浇水种菜，则何以不担心在俯仰曲直之间弄脏了袍角呢？——他为什么不往袍子上系条束带，以便绾住下摆、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带之阙如必定另有密意。
“这几处十分细微而不合情理的小节立刻令我想起另一个和曹孟德有关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汉献帝赐国舅董承衣带诏，密令其纠合诸侯、殄灭曹氏的故事。依画中所绘者看来，这蓝衣人既是刘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献帝密颁衣带诏之后，太医吉平曾与董承等共谋，吉平为示忠忱义愤，更咬断一指作为誓凭，并设下毒杀曹操之计。孰料事机不密，为董承家奴秦庆童泄报于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间将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阶下，问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嗣后董、吉自不免遇害殒身。这一段著名的故实便随着《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画这幅画的人刻意在图中留下的几处令会心者起疑的笔墨，其实是在避过寻常人耳目，而独欲令我玩味出图中这蓝衣人并不是一个人，却是三个人。按诸当时我个人的行事处境，不难赫然有所醒悟：这位素昧平生的画家的确是在向我——以及与我往来密切的两位人士——示警。这幅画亦决计不是什么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说，我在三民书局二楼初读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非但不觉得它有什么道理，反而认定《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果真不过是个家大业大、财大势大，是以谈起艺术来口气也大得令人生厌的黑道糟老头。如果以他的持论来鉴赏绘画或其他艺术品，则一切创作表现都应该是望文生义的字谜而已了。反过来说，艺术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码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对这种索隐派的解读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医道的一段颇为细腻好玩，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我大约根本不会读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读到太医吉平遇害之后的这个段落结束之际，我随即扔下了《神医妙画方凤梧》，另往医药丛书中去抽拣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而翻看下去。总而言之，当时我彻头彻尾忘记了自己在年幼之时曾经日日面对过的一幅图画——正是同一张画，挂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厅壁上少说好几个月。家父在我发现了画上的“蓝二哥”不会用筷子之后火速卖了它，我家开始迈入“有电视机阶级”。然而，以后见之明视之，世事自然有较此更为重大者。
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