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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文》都是敬语、辞气极《“人》其恳切，却不明白《“书》是什么意思。那美妇《“屋》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奇‘书‘网‘整。理'提。供＇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