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地眨眨眼，轻轻地摇摇头。卫鞅坦率地看着少年，真诚地点点头。少年将木椽交到军士手里，迟疑地向前几步，在破旧的衣襟上擦擦手却不敢伸出。猛然，少年扑地拜倒，久久不能抬头。王轼上前扶起少年。少年泪流满面哽咽道：“大人，我，只要十金，大父就有救了……”
卫鞅双眼湿润，郑重道：“小兄弟，不行。官府立信，说一百金就一百金，岂能食言自肥？他日国强民富，百金之数何足道哉！拿上，小兄弟有功，救爷爷，盖房子，置地。”
少年恭敬地向卫鞅三叩，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捧到白发老人面前。老人泣不成声，扑地向卫鞅拜倒：“左庶长大人，教我的孙儿跟你从军吧。小民信你了，教他去报国。他父亲，我儿子，在少梁大战中死了……”
卫鞅扶起老人：“老人家，教小兄弟到县府从军，立军功有爵！”
“立功有爵？”老人惊讶地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卫鞅：“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
老人嘶哑地笑道：“如此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是么？”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卫鞅大声回答。
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么？人群高兴地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卫鞅摆摆手，人们平静下来。卫鞅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则罚；官员世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数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一时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卫鞅一行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随着三月二十栎阳大集的结束，左庶长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椽子，从左庶长手里得了一百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么？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南山里的商於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石刻。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树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第七章瓦釜雷鸣（1）
一、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框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新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像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之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日常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新又很难的事。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余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称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权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政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尽管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地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孝公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两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这两人原来的官位是内史和卫尉，配给卫鞅的左庶长府，显得位置太高，朝臣侧目，卫鞅也不容易接受。当秦孝公坦率地说明这一点时，景监和车英慷慨表示，愿意自贬官职做卫鞅的属官。于是，有了去年冬天大雪时分景监被迁为长史、车英迁为栎阳将军的一幕。秦孝公的方略是，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领书，车英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领书，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繁杂的事务重担。车英则对军旅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诸多谋划，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执法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行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南市大集上徙木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秦孝公比谁都高兴。卫鞅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一举打开局面。像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然则仔细一想，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老秦人十有*不识字，淳厚而又愚朴，若是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最多是在士子吏员中间流传罢了。而今由左庶长这样的大臣出面，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万千庶民眼见为实，众口传诵，谁不相信？
诸事就绪，秦孝公带着景监和车英来到卫鞅的小院子。
夜色沉沉，暖中带凉的春风中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君臣三人都很高兴，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老天爷也信守节气，谷雨将至了。”话音落点，天上一阵隆隆雷声，漫天细雨沙沙而下。景监车英一齐拍掌大笑：“好！风调雨顺，好年景！”秦孝公爽朗大笑：“左庶长徙木立信，老天爷谷雨立信，天人合一啊！”车英一指前方道：“君上，左庶长没睡。”秦孝公一看，前方黑沉沉夜色中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