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 第六部 帝国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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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 第六部 帝国烽烟- 第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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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尤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有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吏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三、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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