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在丰台汽车站后面的凤凰嘴村，周围全都是平房，很多来京打工的人都住在这里。看守所门口的马路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对面是一家很有名的食品厂。看到记者，门卫赶紧问话：“你们来找谁？”
“找龚建平！”明知不可能找到，记者还是很直接地回答。
“你们是他什么人？谁让你们来的？”门卫又问。
“我们是记者，想采访他。”记者拿出了证件。
查过证件后，门卫的口气缓和了不少，“龚建平我们都见不到，你们有什么要求到分局去试试吧。分局在菜场口，一问就能找到。”随后他又自言自语道：“今天来了好几个记者，有四川的、有天津的，但连门都没进去！”
我们也没能进门，但来了就足够了。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建筑风格甚至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院子的中央种了很多桃树，距离很远就有芬芳扑鼻。院内的北侧还有一个篮球场。如果不是停满了警车，人们还真不容易觉得这里是看守所。看押人员都住在一栋二层的红色小楼内，楼道口有一扇漆黑的铁门，屋顶上拉着安全线，两名警察在来回巡视。龚建平住在哪间？我们很难知晓。
这就是扫黑风暴的最前沿，这就是龚建平被羁押的地方。在这栋小楼的某个房间里，龚建平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眼都足以让某些人胆寒！这是一个普通的看守所，但却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的重要驿站。离开看守所时，记者碰到一位嫌疑犯的家属，他在门口等着给自己的儿子送衣物。谈到龚建平，他有些“同病相怜”的感受，“现在还不能说龚建平犯法，在看守所里只能算嫌疑犯，转交到检察机关才基本被确认是罪犯！”
石油附中的“民愤”
位于海淀区学院路的石油附中是龚建平与他爱人的工作单位。正如龚建平的律师王冰所言，我们不忍心惊扰其家属的生活，不管龚建平犯了什么罪，他的家人都是无辜的，亲人被羁押本来就已经很痛苦，外界怎能还落井下石呢？我们根本没想去采访索女士，更没想过去她家“造访”。法律自有原则，媒体说龚家家徒四壁，或者满钵珠宝，又有什么用呢？但我们还是要到石油附中去，因为有很多谜团等待化解。
首先是有些媒体关于龚建平如何被抓的报道。三辆警车、门房大爷、红色夏利、跟踪盯梢，这些字眼都像侦探小说般刺激，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其次是关于龚建平周围人士对他的评价，有的说他爱呼朋唤友，有的说他本分老实，孰是孰非，恐怕只有到了特定的圈子里才能真正辨析。
逼近石油附中，记者就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氛围。
石油附中在北京石油机械厂的大院里，中午时分记者在院内的一家小餐厅休息时，周围就餐的人士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龚建平的事。食堂的师傅告知，到这里吃饭的很多是石油附中的师生，他们有的与龚建平很熟悉，最近扫黑的话题成了餐桌上最好的谈资。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同情，有惋惜，也有嘲讽，这就是世道，不足褒贬。
石油附中的门口有一家很大的报摊，摊主透露最近一段时间体育报纸最畅销，有的人拿着报纸就聚在一起讨论龚建平的事。一向平静得有些无聊的石油大院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人们还是止不住要好奇。报摊是从家属楼去菜市场的必由之路，不知道龚建平的家人怎样面对外界的炒作？
龚建平家住的楼房就在马路边上，那栋楼建于1990年，现在看来已经陈旧。紧挨着这座楼的就是附中的校门，坐在门房里根本看不见家属楼周围的状况。媒体所说的龚建平被抓的经过，根本无法与真实的场景吻合！一看到记者，门房的一位中年男子就火冒三丈，“报纸都是瞎扯，这里就一个门房，你进来看看能不能瞅见家属楼？说门房大爷目击了抓龚建平的经过，我什么时候变成大爷了？龚建平怎么被抓的，我们附中没有一个人清楚！”
门房“大爷”的确看不到“现场”，现在流行的龚建平被抓的版本看来真有水分。龚建平在哪里被抓，而今还是个谜。
记者来到家属楼下，一位骑自行车的女老师上前问话，“你们来这里找谁？”得知是关于龚建平的事，她指指龚家的窗口说：“那就是他家，你们就别打扰人家了。龚建平犯了错，他的家属并没有，他女儿正上高中，学习非常紧张。有很多记者来打扰索老师，我们邻居都看不过去了。”该女士还说，龚建平绝对不是在家里被抓走的。石油附中的几位老师都说，龚建平一家人缘不错，大家都没想到他会出事。
龚家的窗户被窗帘挡住，她的女儿正在家学习。但愿我们没有惊扰她们。
宣武分局的“字条”
拘留龚建平，宣武分局就成了司法扫黑的先锋，也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从石油附中出来后，记者就直奔这里。去宣武分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探问龚建平案的最新进展，另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由于到分局采访的记者太多，因此要经过值班警察的百般询问后才能接触办理此案的具体人员。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分局主管宣传的人员，他拿着我们的采访证去征求领导的意见。领导正在开会，宣武分局这两天的会格外多，而且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在值班室里等待时，记者听到了警察们的“内部讨论”——
“记者一来就是关于龚建平的事，看来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很大，太敏感了！”
“是啊，我们都要通过报纸才知道相关信息，但奇怪的是有的人比我们还灵通，把龚建平怎么被抓，说得活灵活现的，而且还有什么坦白受贿100万什么的，也真能耐！”
由于办案人员不在分局，因此记者未能与其见面。随后记者开始进行第二项工作，那就是咨询如何把有关黑哨的线索提交公安机关。在司法尚未介入扫黑前，《球报》曾悬赏50万元从民间征集扫黑证据，这些证据有的很有价值，但以前苦于没地方受理，现在司法既然介入了，这些证据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宣武分局对本报征集到的线索非常重视，一位领导在开会间隙听取了分局一位负责宣传人士的汇报，并代表宣武分局正式向本报索取证据。
离开宣武分局时，记者拿到了一张字条，上面详细写着分局在丰台区看守所的详细地址，还有办案组的联系电话。“请你们下午两点带着证据到看守所，一位姓胜的同志在那里等你们，他是龚建平一案的负责人，”分局一位负责人说，“你们的证据我们很需要，谢谢《球报》！”
这张字条很重要，它不仅使我们可以直面龚案的办案人员，而且也是《球报》悬赏征集扫黑线索这一举措的最好小结！
二进看守所
下午的看守所有些冷清，偌大的院子里看不见几个人影，只有屋顶的警察还在来回巡视。与上午的际遇不同，这次我们可以自由进入看守所的大院了。
见到预审官胜国梁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两位警察神色慌张地到处找人，看到记者他们马上拦住：“刚才是不是你们到看守所里到处拍照？这里未经允许是不能随便拍照的！”
当得知我们是报社记者时，两人又到别处“搜寻”。搜到门口，一辆红色桑塔纳正准备离开，车子后座上真有一台摄像机。原来“**”的是北京某电视台的两名记者，他们不知用了什么办法逃过了门卫的监视进到了看守所的大院里，并且架起机器进行拍摄。很显然，他们也是为龚建平案件而来，但也注定只能拍些大铁门和铁丝网而已。
接待员把记者领到看守所办公楼的203房间，胜国梁已在自己的办公室等候多时。简单问明记者的来意后，他就坐在电脑前仔细阅读本报征集上来的相关线索，遇到重要的数据时还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记者一边解释线索中的有关内容，一边与胜国梁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胜主任（胜国梁为预审处副主任），外界关于龚建平受贿100万的传闻是否属实？”
“媒体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不犯法我们就管不着。”
“龚建平被抓的真实经过到底是怎样的？”
“报纸不是都报完了吗？（笑）”
“龚建平是否交代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当记者询问现在媒体是否能采访龚建平时，胜国梁反问：“你们有什么理由去见他？他的家属都不能探视，只有他的律师一个人才可以。”
抄录完相关证据后，胜国梁问：“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你们能否找到这些线索的提供者？”问及案子的前景，胜国梁的回答意味深长：“我们一定会依法办事！”
这就是我们与胜国梁谈话的全部，虽然没有让人振奋的信息（其实也不可能有外界期待的“猛料”），但这毕竟是迄今为止媒体所能做的最前沿、最真实的采访。毕竟，每个涉案人员的命运如何，不能是靠猜测，而是要由法律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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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71）
我一生为人处事“胆小谨慎”，这是我自知之明的评价。但我还是做过三件“大胆”的事，用东北的话说；那叫真“虎”啊，说说这三件事能雷倒多个……
（1）七十代初，我当兵在现在的内蒙古昭乌达盟（当时划归辽宁省｝巴林右旗幸福之路公社，哪年我们已经从老百姓家搬进了自已盖德营房。我当兵在一师三团通信连，那年师里发给我们连乘马班两台摩托车，一台长江750一台东海。哪年好象是75年，我74年6月提的干吗，当年我20岁，在电台当报务主任（排级）。有一次我和摩托手去师里办事，在道上他教我开了一会（大草原的路上没车没人）从那以后我就总惦记着开摩托……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半夜开摩托车去后山的山洞抓野鸽子，后山离我们住地有八里路，然后还要走山路2…3里路，到了车开不了的地方，走着才能上到鸽子洞。白天我准备好电台用的大电池（起动摩托车用）又告诉两个战士睡觉，夜间有任务。我记的哪两个战士都是赤峰县的，一个叫王玉海一个叫杨**。哈=过了半夜12点，等连长查完岗，我把他两带着，来到通信排窗前（没有车库）停放摩托车的地方，我们三个俏俏的把摩托车推了出来，推到我认为把摩托车发动着的声音连里听不到。接上电池（别看我就开过一次，但我知道电池往那接）脚踹起动杆1下2下3下……我们三个换班踹了近一个多小时，楞是没发动着（后来知道是电池的＋…极接反了）。多可怕啊！！！幸亏没发动着，就开过一次啊，在半夜开摩托车进大山，真出了事连两个小战士的命都搭上了。特别是这些年想想，汗！汗！汗！
（2）好象是八十年代初，我转业在公安局开着一台破北京吉普。一天晚上电话局保卫处告诉我今晚陪装机班的喝酒（那时按电话要找人要请客送礼的）请完他们就很快给你按电话了。还叮瞩我陪好酒。晚上我开车去了定好的酒店，人齐了就开喝，喝多少现在我忘了，反正喝的我腿都软了，出了门没想到主持人安排我送装机的两个师副回家，而且告诉我这个送到XXX街，那个送到XXX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