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免于连最后的性动力都“停摆”，人们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积蓄一点动力，采用各种人为刺激的方式，不断地加大力度。加利福尼亚的保守城市圣地亚哥郊外，在一个叫梅沙的地方，开放了一座“爵士乐园”。每晚都因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女人太多而出现爆棚。这些女人从十八岁到六十岁不等，但年轻人居多。俱乐部吸引她们的节目主要是男子表演的脱衣劲舞。表演时，女人们团团围住两个发光的圆形舞台。在聚光灯照射下，年轻强壮的男舞者开始起舞挑逗姑娘们。他们穿着土耳其式的长衫和紧身牛仔裤，慢慢地往下脱。最后，当裸体的舞者使劲扭动和做出性动作时，女人们发出了尖叫声，情绪亢奋到极点。这时，有些姑娘从座中冲上舞台，试图抚摸他们的大腿和阴_茎；有的姑娘则在陶醉与迷幻中上台与男子共舞，不知不觉中也慢慢地开始脱自己的衣服，直到脱得什么也不剩为止。在疯狂的舞步中，震耳欲聋的迪斯科乐声，搅得人们晕头转向，疯狂不已。临结束时，全场熄灯，为的是让所有舞者穿上衣服，恢复她们娴淑的形象。表演中没有性乱，有的只是幻想中的淫荡。
这是女人在工业化社会中发泄平等愿望的一种方式：她们想成为观赏者，让男人们去出卖肉体！
美国音乐家、政论作家詹姆士？斯特林？莫兰（James_Sterling_Moran）在他所著的《我怎样成为一个性问题权威》中，报告了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事实：在美国农场长大的小伙子中，有些人小小年纪就成天动着脑筋发泄性欲，以致除了动物外，他们也不时地在蔬菜水果上发泄！
二战之后的比基尼、海滨裸体浴场、裸体性舞、换妻俱乐部、“沙岩”、柏拉图休养所、男脱衣舞、“天体”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刺激都不能永葆新鲜。人类在抵制着什么？人类为了什么在挣扎？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东方民族似乎没有展现出他们从前曾有过的特殊的性文化。这不难理解。只要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样板地位不改变，只要不出现另一种比欧罗巴更为强大的文明，只要东方国家仍处于被现代化而不是自发现代化状态，它的性文化就只能是对西方不同程度滞后的翻版，就像看旧报纸一样乏善可陈。例如中国当今某些地方出现的卖淫业，就很类似美国淘金热时代为矿工们开放的妓业。
工业化最终会不会将人类引向无性社会呢？
第八章和解：男人和女人的重新邂
说来滑稽，20世纪初期，中国新青年运动把矛头指向“孔家店”，本意是在批判体制，批判僵化。后来不知为什么，批判对象逐渐模糊并放大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显学儒学，进而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扩大至所有古典文化，最后靶子变成了整个传统。时至今日，在许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传统”仍然是守旧、清教的同义语，而一直为中国新青年歆慕不已的西方文艺复兴，却竭力召唤着它认为久已痛失了的传统——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 实际上，遭到愤怒谴责的中国传统，与欧洲竭力召唤的古希腊传统之间，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曾有过性的自由化时期，后来又都实施了对性的文化禁锢，在这个禁锢中，不约而同地将女人做了赎罪的牺牲——一个用礼教的绳子，一个用基督教的《圣经》。由此看来，文艺复兴要恢复和重现的，是欧洲传统中某个特殊区段的内容；而五四运动所批判的，则是中国传统中某一束特殊的筋腱。
然而，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美，传统性文化似乎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男人跟女人，已不再像伏羲跟女娲、亚当与夏娃当初那样两小无猜，情真意切了。他们都有些厌倦了。他们发现：男人和女人比任何时代都更深地陷入了性困扰中，以致现代产生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性学，来专门处理有关性的一系列麻烦。
在人类已经走过了几百万年之后的今天，男人开始为“伟哥”疯狂；女人却在为“G点”①而焦虑。为什么？
清人纪昀说，在迪化厅（新疆）任同知的木金泰，曾告诉他一个自己审理过的案例：宁夏布商何某，年轻帅气，慷慨富有，但不喜欢狎妓冶游。他家中有十几头母猪，养得极肥并洗刷得非常干净。这位帅哥没事就关起门来，在家跟他的母猪交媾；那些母猪好像也很依恋于他，跟他作依偎摩擦状。这事被仆人往外泄露了，朋友于是以此取笑他，何因之投井自杀，事在《阅微草堂笔记》——
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
纪晓岚闻此，作诗以志其事：
“石破天惊事有无/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
但这种“石破天惊”的事不仅发生在男人身上，也发生在女人身上。唐人李隐的《潇湘录》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修己每出，必奸淫无度……
何郎眷爱媚猪，薛氏私恋白犬，都算不上什么石破天惊。人类的兽奸历史，可以溯至远古，中外皆然。真正石破天惊的是，何郎并非生活在没有女人的沙漠中；薛氏也没有理由说她春闺难熬。那么，何郎一定有某种需要是女人所不能满足的，薛氏则要求着男人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如果男人发现，自己对女人的期望越来越小；女人也反过来产生了相同的感觉，两性间的性吸引最终会消逝吗？如果到了那一天，就真正石破天惊了！
1957年，英国的“同性恋与卖淫行为研究会”发表了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这个报告澄清了法律与道德两者间的界限：法律应当终止在道德门前，性道德不能靠公众法规来确立；当性行为是一种私人生活的时候，法律无权干预。
性活动于是被置于个人隐私范畴，成为受保护的、依靠自律调整的行为。此后，在社会的普遍宽容之下，同性恋、异常性行为，都不再受到歧视。同性恋者登记结婚；被虐待狂渴望鞭子的抽打；恋物癖盗窃乳罩裤衩；窥阴癖潜伏在澡堂或厕所；泰国人妖使上帝老眼昏花；试管婴儿可让曾祖父与曾孙女结合生子；变性手术混乱乾坤；音像制品指导手淫；此外还有伟哥。用不了多久，引起新的伦理纷争的克隆人就会来了……
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你在跟情人第一次幽会前，需要服用镇静药——不到最后关头你绝对不知道情人是男还是女。隐私权的扩张，导致你一年中累计只有十五分钟见到过你的邻居，你们在一起总共交谈过十六句话。直到有一天他出事了，你才知道，就连在那十五分钟里，你见到的“邻居”也只是他的一份“拷贝”，“原版本”根本就没住在这儿！沃尔芬登报告维护了人权，还是放出了快乐的魔鬼？
用不着展望未来。现状就足以令人反思了：男人和女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谁从迄今为止的文明中得到了好处？是女人吗？绝对不是！在父权制社会创造的文明中，女人从一开始就被这个文明对象化了。即使是在性革命的狂潮中，女人也未能在性舞台上赢得主体地位，她们始终是被对象化了的角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文明，并不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拥有的文明；男人享受这个文明，女人别无选择地接受这个文明，如此而已。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突然冒出了一个叫做COYOTE的组织，它的全名实际上叫“抛弃你陈腐的伦理观”，COYOTE是一个缩略名称。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下岗妓女玛格？ST？詹姆斯，其成员不用说，都是妓女。紧跟着又出现了PONY（纽约妓女）和CAT（加利福尼亚妓女社团）等规模不小的组织。妓女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卖淫免税。这无疑是对父权文化的极大讽刺和打击——美国因此发现了它的困境：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理论上既不能允许卖淫的存在，又不能不允许卖淫的存在。
当内华达州官方开始认识到卖淫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时，政府就陷入尴尬中了。如果他们想按每个妓女每周五百至一千美元的标准征税的话，政府就必须履行责任，比如对申请注册的妓女进行资格审查，包括本人是否有犯罪前科；对其做为期一周的性病检查并在此后跟踪监控。此外，还意味着政府开始向黑社会挑战，要从黑社会那里将它的传统经营项目——对色情业的控制权，争夺到自己手中。结果美国许多州政府都下水了，就像欧洲各国的做法一样。政府介入卖淫业是好是坏，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卖淫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法化，至少产生了两个结果：绝对的父权文化开始受到冲击，它表明女人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这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经注册的合法妓院中，性病发生率在5％以下，大大低于美国的高中学生群的性病发生率。
如果卖淫仍然如同在传统社会中那样，只是财产式婚姻的“补充形态”；如果女人求偶的首要条件仍然像征婚广告所说是房子、车子、票子之类，从而使婚姻变成女人的一次性卖淫；如果一个社会仍然时不时地强调一下要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女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男人的“保护”；如果……
当这一切“如果”继续存在着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就还远未“转型”为男女共有的文明。和解——但愿男人和女人能够重新邂逅。
后记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偶发一念：想把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性学著作翻译过来，介绍给国人。这个想法首先得到了恩师张韧先生的鼓励；师母蒋翠林先生时任作家出版社编审，亦表示将支持译作的出版。这说出去的话再也收不回来了。 由我牵头组织翻译的第一部性学著作是J。Money和H。Musaph主编的HandbookofSexology（译成后中文书名定为《性学总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是一部全面介绍性学各分支发展状况的综合性工具书，资料宏富，长达百万余言。首选这部书来翻译，本意是先展示性学全貌，接下去再分门别类地译出精彩内容。这一宏愿后来终于泡汤了，原因是时势使然，觉得没劲。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国内许多学者介入了性学领域，卓有建树。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无疑已成为国内性学的学科带头人，如潘绥铭教授、江晓原教授以及刘达临教授等等。感谢他们为性学所做的工作，他们丰硕的著作使许多人，同时也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这本小书不是什么研究著作，我只是想阐释一个观点：两性关系是一切文明的核心课题，而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都未能完美地解决这一课题。唯其如此，性学才得以产生并显得格外的重要。
最后我想申明一点：这本小书能够写成，首先得力于内子周晓玲——没有她，我只能徒然在盛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