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家的公共人行道，有一块被大树根顶得高低不平，在差的地区，可能没人在意，在这里却见屋主小心地用水泥补在不平的地方。怕孩子和老人摔倒，也方便推娃娃车的人，免得有颠动的情况！”
“你看！家家的草都长得不好，也没勤加修剪，表示地区差！因为剪草是有感染性的，人人都剪，你就不好意思不剪！只有恶化到某一天，大家都马虎，也没人站出来纠正时，才会造成这个现象。别小看这一点，它除了显示人们的公德不佳，更可能因为屋主连假日都忙得没空整理庭院，又舍不得花钱找园丁。这种家长常无法教出好孩子，孩子一坏，地区就坏！搬进去，你和你的孩子，也都倒楣！”
还有一个可以由外面看出地区的好方法，是看四邻房屋的保养。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在旁边看见一栋完全拆除新建的房子，又不是为图利而由一家庭改成两家庭或三家庭，八成显示那个地区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人肯在已经走下坡的地区，斥巨资重建。
谈到建筑本身，学问就太大了！除了请工程师代为检查，会看房子的人，往往进屋之后，先注意天花板和地面，这两者能“平”是基本条件。有些人甚至会拿个弹珠，放在地板上滚滚看，以检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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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是看墙面，譬如有大的裂缝，既在楼上见到，又见延伸到楼下，极可能是地层有了下陷或移动，这是因为老美盖房子，多半不打很深的地基，又总是在建筑前不久才整地、推上，造成地层容易松软。
至于地下室，“看墙脚”就尤其重要了，如果墙脚有水痕、霉斑，都表示下大雨或溶雪的时候，有淹水的可能。还有接触地面的柱脚，一定要敲一敲，如果空心，表示有生白蚁的顾虑，许多人以为白蚁会飞到屋梁上，把房子蛀垮，实际白蚁冬天都要退回地下，它们多半是春天由接触地面的木柱，逐步向上侵入，才至到屋梁的。所以靠地的柱子没有白蚁，梁上就不应该会有。
开关一下窗门，也是检查房子的好方法，因为太老的屋子、倾斜的屋子和懒惰的屋主，都可能制造不能开启的门户。或许有人要问懒惰的屋主有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关系大了！因为屋子就像是人的身体，只知道生了大病开刀的人，绝不如平日勤加保养的人健康。所以会挑房子的人，常爱看地下室男主人的工具房，如果发现各式工具完备，挂得又整齐，八成那房子连小毛病都没有。因为有一点小裂、小缝、小漏，主人立刻就会把它修好，而“自己”做的精工，往往能比外面工人做的结实几倍。当你住进去，只觉得每个橱柜、门窗，甚至水管、天沟，都特别讲究，不知省了多少麻烦，这时真得感谢前任屋主“修得善果”！
相反地，那离婚夫妻的房子，不必问，常能看得出来。譬如门上有洞、锁被撞损，杂乱的橱柜、积垢三分的浴室磁砖，不是显示有个全武行的丈夫，就可能见出一个沮丧的妻子。
当然，有地产掮客说“这种房子正该买，因为离异夫妻，急着分产，甚至已经各自买了房子，正急着要钱，所以还价的空间特大！”
但他们很少会对中国的买主说。因为：风水症候！离婚的房子，中国人八成不要。最起码，太太会拒绝！
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
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灯，围着，仿佛进入梦境。
回首灯火明灭处
——记十九年前“红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纽约接到姚一苇教授，由台北辗转寄来的信，告以“红鼻子”将再度搬上国内舞台的好消息，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于睽违十几年的姚教授能不忘旧人，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演出的文字；更兴奋于红鼻子这句难演的大戏，能在国家剧院的支持下，再呈现于国内观众的面前。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见到戏剧界、舞蹈界、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人士，能经由这个融合了歌、舞、剧与特技杂耍的“红鼻于”，再度结合，而产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时一样。
民国五十九年，当国内舞台剧大部分还受艺工队的领导，并维持着“音容劫”形态的时候，红鼻子的推出，确实是一剂清流，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部戏，做为国内舞台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牌，因为它是文艺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结合。
记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国团联合主办。编剧姚一苇教授已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赵琦彬、音乐作曲许常惠、舞蹈设计刘凤学、舞台设计聂光炎。、乐设计夏祖辉、也都是学有专精，而且观念较新的名家。至于演员，则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推荐的学生中选拔。
我当时代表师范大学前往，负责口试的除了姚一苇教授、赵琦彬导演，并有对推动国内舞台剧极具贡献的李曼瑰女士和刘硕夫先生。
每个人被要求演出剧中的几段，并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话剧，为什么还要唱，接过剧本之后，才知道“红鼻子”居然不仅有歌唱、舞蹈，甚至还有杂耍。至于剧中人，表面看是写实，却又带有象征的意味，既见一般对话，又有诗的语言。尤其是主角，那个终日戴着面具小丑，则是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谜样人物。
所以从一起初，我就觉得红鼻子是难演的，他没有多少过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让饰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独角戏的过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这样一个抛弃妻子、事业，而甘愿做个卖艺小丑的红鼻子，又得时时疏离出来，以反省这个角色。在文学写作上，有所谓“热笔”与“冷笔”，演红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