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李国文读史- 第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绝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免费电子书下载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