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只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个人的利益永远是服从于党的利益的，你说是不是？”
郑天良听起来又有些刺耳了，他觉得黄以恒的话好像是他当了县长还受了委屈一样，自己不能干，是党硬逼着他干的。他真想说一句：“你要是不能干，就辞职嘛。”但他没有说，他说，“是呀，我是党员，当然是要服从党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黄县长提出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来干，我当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黄以恒说：“你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轻工局长是县委常委会决定的，我会在常委会上反映你的意见的。”
分手的时候，黄以恒主动跟郑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县长对下属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了。
一个星期后，县委同意郑天良回到马坝乡继续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黄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马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马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部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 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 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6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
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