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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郑天良感到气愤的是他走后，工业区建设改由田来有副县长分管了。他问了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关于田来有的分工调整为什么不经过县长办公会，其他领导都态度很暧昧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工。从这一天起，郑天良开始慎重地考虑起了社会上的谣言，田来有虽然经常在会上被黄以恒批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赤裸裸地宣传黄以恒的讲话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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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不能在县城久等，他要沈一飞在县城死守，只要黄以恒一回来，立即打电话让他赶回来。交易市场工地的水泥和钢材时断时续，资金不到位，工程无法按时完工。郑天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头上冒出了冷汗，当他看到沿途四个乡镇老百姓在尘烟灰土中义务铺沙石，心中稍有安慰。
回到实验区，陈凤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将帽子往桌上一掼，说：“郑主任，这他妈的没法干了！”
郑天良甩给他一支烟说：“你是骂我呢，还是骂谁呢？”
陈凤山说：“我骂黄以恒，他把钱全用在县城的面子工程上了，财政局李局长已经对我说了，砸锅卖铁先保证县城的建设，这是黄以恒定的调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这次去县里一分钱也没要到。”
郑天良说：“实验区本来就是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之一，保证县城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并不是就让我们实验区停止建设，黄书记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修路的方案和投资规划，你就给我少发一点牢骚。”
陈凤山说：“我们现在纸上谈兵，做黄粱美梦，郑主任你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先跟你汇报一下工程情况吧，通往外省三条路的干土路基工程现在修了不到一半停下了，张庄村和柳下河村的老百姓不许施工，要把土地征用补偿费先付了才给动工，我去做说服工作，老百姓说我已经不是乡里的书记了，就不买我的账，我叫派出所去抓人，派出所说县里有过明确指示，六四以后，合安县不许出现一例警察与老百姓冲突的事。”陈凤山端起郑天良的杯子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交易市场工地开工量不足百分之四十，材料跟不上，有两个建筑队已经走人了。”
郑天良坐在木头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全绿了，春天已经到了，他的屋里还弥漫着阴凉的气息，他拉上陈凤山说：“走，到现场去！”
交易市场工地上，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人在干活，十字街只能看到一个暗示性的轮廓，砖头水泥钢材全都用完了，郑天良和陈凤山穿行在有些清冷的工地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工地上没有旗帜和标语，也没有人声鼎沸的劳动的场面，他们更像是来凭吊一处刚刚挖掘出来的遗址，春天的风漫过郑天良的头发和这片新鲜的遗址，然后将一片片尘土卷向半空。
郑天良正在揉眼睛里的灰沙，一个戴安全帽的人跑过来拽住了陈凤山的胳膊：“陈书记，你得给我把前期的钱付了。”
郑天良睁开眼睛看到戴安全帽的人一脸酱菜的颜色，戴安全帽的汉子用不信任的目光咬住陈凤山：“你说开工一个月内付百分之三十的建筑费，我都干两个月了，你一分钱也不付，我手下六十多个民工要我的命，他们说我是骗子。你现在要么是给我付钱，要么就给我一个个地去向民工解释。我不像其它工程队，只干了几天，撤走了损失不大，我都干两个多月了，两条水泥路都快铺完了，你们当领导的要讲良心。”
这个拽住陈凤山不放的人是交易市场修路的工头王富安。
陈凤山挣脱了王富安的手指着郑天良说：“这是实验区的一把手郑县长，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我没骗你们。资金一时没周转开来，但绝不会不给钱，政府说话还能不算数，难道郑县长还能骗你吗？”
郑天良问王富安：“按百分之三十，要付你多少钱？”
王富安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块。”
郑天良说：“明天下午三点你去乡政府大院实验区财务科领钱。”
王富安有些不放心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手下的民工们还等着这些钱回家买化肥呢。”
郑天良有些恼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郑天良跟陈凤山走远了，郑天良感觉到身后的目光如同钢针一样尖锐。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这一说真话，说假话的就只剩下我了。不过，好像财务科说食堂买米买油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你权力大好，一锤定音，我们说话不算数，全成了骗子。”
郑天良心里有点烦：“这种时候，说这话有什么意思？难道让王富安跟你在工地上打架？是我说话不算数，我是骗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非要我跪在王富安面前承认吗？”
陈凤山看郑天良脸色难看，就骂了一句：“妈的，黄以恒是最大的骗子。”
这一次郑天良没有反驳。他想着半拉子工程的远景，心里就像塞满子碎砖断瓦和废钢筋。
沈一飞的车子在县里没回来，回来也无法开到乡下的土路上去。郑天良跟陈凤山坐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前往张庄村和柳下河村，陈凤山问驾车的派出所长钟明带没带枪，钟明说枪带了但他不敢拿出来，陈凤山说保护郑县长怕什么，钟明就说如果真出现了危及郑县长安全的事，他会掏枪来维持局面的。郑天良坐在车后说问题没那么严重。
郑天良一路上五脏六腑差点被颠得吐出来，他的鼻子里呛满了灰尘。他准备找群众谈一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金下半年保证兑现，而且每亩可以从三百六十块钱，提高到三百八十块钱。郑天良和陈凤山看到路基建设全都停了下来，眼看和外省的通道就此截断，他就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一样，身首异处。
地里的麦苗在经历一冬的严寒后，它们在春风的鼓舞下从田地里纷纷地站了起来，满眼的绿色张扬着复苏的生命和压抑后的崛起，郑天良的视线里铺满了这种旺盛的气息。
到了柳下河村，郑天良本来要找一些村民代表们来谈一谈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局部和大局的关系，可几十号老百姓却不请自来了，他们将郑天良和陈凤山堵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不让进屋。钟明所长拨开人群说：“让郑主任进屋跟大家谈。”一个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堵住门说：“不行，就在外面谈判，让他们这些官老爷们与农民打成一片。”钟明有些火了：“你什么态度，敢这样跟县长说话？”小伙子嘴上留一圈胡子，扬起一颗蛮横的脑袋：“怎么了，你县政府欠我们老百姓钱不给，还有理了？我们是老百姓，你能把我的扁担开除了，让我当国家干部，我马上就不要钱了。”下面一片哄笑声。
郑天良感到农民的觉悟甚至不如文革时期了，那年夏天，他们村里肥料坑发生中毒事件，老百姓都是带头往前冲，想到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镇静，他大声地说：“同志们，建交易市场，没有路就没有生意，有了路，大家都可以去经商，而且外省的商贩们才能把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运出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程，同志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补偿金下半年全部一次性兑现，而且每亩提高二十块钱。”
下面一阵起哄：“我们要现钱，不给现钱不许开工！”
人群中站出了一位歪戴帽子中年人，他走到郑天良面前，问：“你就是实验区主任？”
郑天良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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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说：“你看我穿得很破，但我不骗人，你穿得很整齐，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穿着干净衣服的骗子。为什么其他几个村都给钱了，不给我们村，欺负我们这里人老实，是吗？告诉你，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下半年每亩提高二十块钱也不干，现在我们宁愿降低十块钱一亩，来现钱，马上开工。”
陈凤山不能容忍曾是自己子民的老百姓骂郑天良是骗子，他拿出了乡党委书记的权威喝斥道：“你再敢骂人，我就将你铐起来！”
老百姓们全都吼了起来：“你这个下台干部，还敢耀武扬威，只要你敢动一下手，我们就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着就围了过来，手和拳头也攥紧了，少数人还扬起了手中的铁锹，跃跃欲试。
派出所长钟明一看情况有些失控，就从怀里掏出手枪，他爬到院子里一个报废的石碾子上，将枪指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大声嚷道：“全都给我往后退，谁要是再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衣服很破的中年人将郑天良的袖子拽住了，并做出了扣押人质架势，“你要是敢开枪，我们就将县长扣起来！”
钟明见几个老百姓同时围住了郑天良，就对着蓝汪汪的天空开了两枪：“退回去，谁再敢碰一下县长，我就打死谁！”
下面的老百姓被刺耳的枪声吓住了。他们开始往后撤退，嘴里却喊着：“政府要对老百姓开枪了，你们是国民党！”
郑天良还没游说就被逼入了死角，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无比悲伤，这个当年被老百姓前护后拥的乡党委书记，当了几年县长后居然落到今天这种窝囊的境地。他不知道是老百姓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抑或是世道变了。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批评了钟明：“老百姓不就是有点情绪吗，有必要掏枪吗？”
钟明说：“要不是六四事件，我他妈的非要铐几个关起来！”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现在不在基层干了，你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多难管，比如说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的上缴，做一万年思想政治工作也不管用，你不带枪，不搬他家具和粮食，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下去。谁不想和平相处呢，实在没办法，可你们在上面的有几个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苦处呢。我是赞成对六四的处理的，中国还没到搞民主的时候。”
郑天良对陈凤山的怨言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只是觉得无比窝囊，如果资金能按时到位，哪怕追加的资金一半能得到落实，他也不会遭遇如此被动。回去后立即起草追加投入的报告，不然实验区就无法运转，不要说二期小商品城了，就连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和一个不能插花的空花瓶。
陈凤山被颠得脑袋直晃荡，他的声音在三轮摩托车上被撕裂成一些语言碎片：“你负责，搞，钱，我负责工程，今天让你来，受苦，也就是让你，知道我的，难处。有钱，我就，能搞好，工程。我，不想当骗子。当然，你也不想当骗子。那么，谁来对我们，这些不想，当骗子的人负责？”
郑天良心里乱极了，他没有理会陈凤山的话，也没有责怪他将自己放在火上烤的意思，他知道陈凤山心里的牢骚总是太多，主要是快半年了，县里不给他们明确职务，名不正言不顺地充当着伪军的角色。因为筹委会成员都是临时的，除了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