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你们也可能在消遣时去参加社交性集会——不一定在维也纳。人们的话题不久即转向精神分析，你们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评价，它们大都使用毫不犹豫的肯定性语调。
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评价是傲慢的，它们也常常是诽谤性的，至少它们又是在开玩笑。你们要是在这种集会上轻率地暴露了你们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那些人就会一致向你发起进攻，要求你提供资料和说明。你很快便会知道，所有这些苛刻的评价，原来都缺少任何知识的基础。
这些批评者中甚至几乎无人看过精神分析的书，即便看过，也只是停留在因接触这种新思想而产生的最初的抗拒阶段。
你们或许希望能有一本介绍精神分析的书，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你们将运用其中的论据去纠正人们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谬误，推荐它所提到的书以便使人们获得更为准确的资料。
你们甚至会根据你们的知识或经验，在这种讨论中运用该书所提出的各种事例，以改变朋友的见解。我必须劝告你们，上述事情一件都不要做，那是徒劳无益的。最好的办法是完全隐瞒你们的先进的知识。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你们就仅限于向别人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很难理解，人们很不容易对它形成某种见解；它关涉到十分严肃的事情，开几句玩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所以，为了增加社交活动的乐趣，人们最好是开一些别的玩笑吧。当然，如果有人不小心讲出他们所做的梦，你们也不要尝试给予解释；你们要克制自己，不要到处传播关于精神分析疗法的报道以赞扬这个学说。
然而，你们可能会产生疑问：这些人——包括著述者和谈论者——为什么表现得这样恶劣？
你们也许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们，而且也与精神分析有关。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你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交界中遇到的那种偏见，乃是某种早期评价的后果，这种评价是正统科学的代表针对初期精神分析所形成的。我曾在我写的一部历史描述性的书①
①见《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１９１４ｄ）。——英译注。
中对此作过抗议。
我将不再采取那种做法；那一次也可能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科学界反对精神分析时，采用的是违反逻辑、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的做法。
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世纪，民众把恶徒乃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带上颈手枷并加以粗暴虐待的事情。你们也许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和社会中，民众特性的影响向上层扩展得多么深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一部分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多么不公正的事情来。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我是很孤立的。
我不久即发现，反驳无济于事，哀伤与乞求他人仁慈心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受理我的上诉的法庭。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精神分析的首次运用，是向自己阐明，民众的这种行为，乃是我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发生在个体患者身上的同类抵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
这个步骤是正确的。
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
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
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
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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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①指乔治。勃兰戴斯（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著名的丹麦学者（１８４２—１９２７）。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１９００年３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Ｆｌｉｅｓ）信件１３１（弗洛伊德，１９５０ａ）。琼斯（Ｊｏｎｅｓ）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１９５７，第１２０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１９２５年）。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２２９，弗洛伊德，１９６０ａ）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
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
不过“考虑再三”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
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一些人争论的问题，他们囿于无偏见的要求，总是漠视精神分析的经验，故对其进行评价实无必要。但是我知道，就其他情况而言，你们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掉我的。
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的经验，他们对患者作了分析，很可能也对自己作了分析；他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得出了别的观点和理论，因而与你分道扬镳，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这些脱离主义运动（ｓｅｃｅｓｉｏｎｉ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已经变得非常频繁。你应该对我们阐明这些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好吧，我将尽力按你们的要求去做；不过只能简略地谈谈，因为这些运动对理解精神分析帮助甚微，远非你们所可能期望的那样。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①。它（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而且具有同等价值，人们常常把它与精神分析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作为一定历史事件的结果，它寄生于精神分析之中。
我们认为是属于这类反对派的上述决定性特点，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
甚至“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经产生了使问题复杂化的结果。我们不允许这个作为“群体心理学”（ｇｒｏｕｐｓｙAｃｈｏｌｏｇｙ）②对立面的术语的合理用法遭到破坏；况且，我们自己的活动大部分并主要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批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因为在我的介绍
①阿德勒（ＡｌｆｒｅｄＡｄｌ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３７），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之一。 曾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后因见解分歧与弗洛伊德分裂，另创立了个人心理学派。“自卑感”和“优越感”是该学派的基本概念；个人心理学派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强调社会因素。——中译注。
②心理学分支之一。 以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团体或群众的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中译注。
性讲演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这个内容。
而且我已经作过一次这种尝试，并且尚未感到需要对当时所说的话作任何改动①，不过，我将告诉你们一件前分析时期的小事，以说明阿德勒的观点给予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②是我诞生的地方，三岁时我离开了那里。小镇附近有一所简朴的疗养院，它很漂亮地坐落在树林中。我当学生时假期里总要去那里好几次。
大约二十年后，因为一位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访问那个地方。
疗养院里有一个医生护理我的亲戚。我在和这个医生聊天时问起他与当地农民——我想是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这些农民就是他在整个冬天里的全部护理对象。他告诉我他的医疗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在门诊时间里，病人们进入他的房间站成一排。他们依次走上前来，描述自己的病情：背疼或肚子疼，或者腿很累，等等。然后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在满意地发现症结所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