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锋诧异地反问：“谁首告？”
“我出首，难道挨打的地方就不疼了？”
“衙役首告吗？他们好端端地凭什么断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大户？那下次催税时他还找得到替他挨打的人？况且他首告之后，我也不可能退钱。”陈小锋满不在乎地强调：“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朱棣得出了一个结论：首告无罪制度对于扼制吏员**似乎没有明显的效果。因为，吏员**的金额都较小，一方面很难抓，另一方面抓住了也不适合进行严厉的惩罚。
更令朱棣郁闷的是，他想不出对于吏员**应该怎么解决。即便是现代社会，对于这种小额**也没有有效的办法。北欧**程度最轻，那是因为公务员的素质相对较高。朱棣又不是神仙，哪有什么办法把吏员的素质提高到21世纪北欧公务员的水平？
朱棣叹了口气，干脆转移了话题。
“你说的那些大户，为什么宁愿雇人替他挨打也不愿意缴税？官府杖责欠税人之后，并不会免除他的欠税。那些大户花钱雇人替他挨打，只不过能够将债务拖延一段时间，图什么啊？”
“自然是图能够赖掉这些赋税呗。”钱小锋干脆利落地答道：“其实一开始大家大多都按时纳税，看着那些拖欠赋税者被杖责，心里还算平衡。可后来洪武皇帝可怜那些缴纳不起赋税的贫民，于是＋：这时那些按时纳税的大户发现，自己简直是傻子！”
“那些拖欠的赋税被＋：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任何好处。不就是挨板子吗？反正知县也不敢打太多板子，要不然出了人命知县自己也麻烦。只要等到皇帝慷慨地免除欠税，那可就赚大了。所以，大家都宁愿拖欠不交——区别只在于，没钱的自己去挨板子，有钱的就雇人替他挨打。”
“唉……”陈小锋长长叹了口气，终于忍不住还是讲出了家境破败的缘故。“家父就是担任粮长时太过迂腐，底下哭个几声，家父就狠不下心追缴。可衙胥催税时却不管这些，只管催逼家父。家父又抛不下面子，担心被打板子有辱斯文，只好自己补足差额部分。结果，好端端一个家就这么败了。”
朱棣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跟在后面的张辅等人自然也就越来越紧张，生怕皇上突然间雷霆大怒，把气撒在哪个倒霉鬼身上。这时杨荣却拍马上前，对朱棣说道：“老爷，前面就是我们预订的客栈。”
朱棣这时才发现，前面距离不到五十米处有一座客栈。
他们这一行人说是前往苏州贩丝绸的客商，但皇帝出行，自然少不了前头打尖、后面断后的。在遇见陈小锋之前，前面打尖的人就曾回报已经在前面的客栈订了房子。
到了客栈门口，陈小锋便向朱棣道别。朱棣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他。朱虽然想继续询问当地的民情，但此时确实没这份心情。
吃过晚饭，进入客房准备休息时，朱棣突然一愣。
马三保连忙问道：“皇上可有吩咐？”
朱棣重重呼出一口气，道：“朕本待赏陈小锋一百贯，就说是爷看重他的孝心，那些钱让他给寡母买药，结个善缘的。刚才居然忘了。”
马三保道：“那奴婢派人去追？”
朱棣摇摇头。“罢了，现在去找他，非得弄得鸡飞狗跳的。有缘遇上再说吧。”
第七章 庸官
夜无话。
按以往的习惯，本该吃过早饭后便去附近比较有名的景区闲逛欣赏一下风景。可今天早上起来后皇上一直没有发话，其他人也不敢出言建议。直到十点左右，朱终于宣布将马匹寄存在客栈，步行去府城。
一行人步行进入府城，高气压始终笼罩在他们的上空。朱棣不说话，谁也不敢吭声。每当朱的目光无意瞟过某个随行之人，他们总是缩紧了身子，垂下头，象是被吓坏了的鹌鹑一样。
这便使得朱棣的心情愈发恶劣了。
如果黄俨随侍在旁，朱棣老早就冲过去对着他猛踹了，那样心头的郁闷也可以稍稍减轻一些。偏偏张辅、杨荣、马三保全都不适合充当这种出气筒的角色。穿越至今，朱对人权的观念已经越发淡漠，但基本的底线还在。无缘无故地殴打张辅和杨荣对朱棣而言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马三保虽然是个宦官，但即便朱棣不知道马三保就是未来的郑和，但马三保仪表堂堂，凭此朱棣也不可能把马三保当成黄俨那种弄臣的角色。
朱棣确实很郁闷。
赋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用役银取代大多数徭役，田产多的地主利益自然受损。然而在明初，地主阶级的力量正处于最为弱小的时期。因此，背地里诅咒的人倒是有，但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项改革。对于背地里咒骂的人，虽然也有过几例厂卫的秘密报告，但朱棣却选择了无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咒骂，为了维护皇帝威严，朱棣自然不会心慈手软，轻者处以极刑，重者牵连家族。但背地里骂嘛，既然损害了人家的切身利益，挨骂又不会少块肉，这点胸襟朱棣还是有的。
朱棣自以为赋税改革会一帆风顺，因为他早就颁布了“凡官府中未登记的田地均为荒地，任何人都可以去官府登记，只需缴纳很少的费用便可获得开垦该荒地的权力进而拥有该地”的政策，传统的隐瞒田产这种技俩就变得不太好用了——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为了能够只花费很少的费用便可合法获得大片“荒地”，他们甚至不在乎得罪当地大户。况且，抛开普通的农民不谈，地主阶级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只要吸引力足够，地主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阶级同志翻脸。
可惜朱棣忘了，任何改革都会受到反弹，区别只在于反弹的力度大小而已。
地主阶级不敢明着反抗，却可以和衙胥勾结起来**一些手段。
朱棣并不知道，其实有明一朝拖欠赋税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那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相应地。朝廷对此一般都不会进行严厉地处罚。多半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等手段很少有效果。这些累积起来地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地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l可能下令＋：特定地地区。比如说1430年宣德皇帝就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地税粮。＋：）》｜整个帝国。
然而对拖欠者几乎不进行处罚以及＋：；为。因为。违法者可以得利。而守法者地利益却受损——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世在街上看到有人昏迷。见死不救则什么事都没有。而采取救助行动者反而有可能被法院判罚。在这种情况下。赋行为自然而然地蔓延开来。结果。某些地方地纳税人便宁肯请人代杖也不肯纳粮了。
这种现象其实应该怪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心为农民着想地皇帝。规定了很多有利于农民地法律。拿拖欠税款来说吧。对于拖欠税款比较有效地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地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然而明太祖没带好头。不仅没有积极追缴欠赋税。反而明令禁止官员下乡以免骚扰百姓。草根出身地朱元璋爱护底层百姓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一个小例子：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朱元璋地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在这种前提下。从朱元璋开始。整个明朝皇帝对于百姓拖欠赋税几乎全都可以用熟视无睹来形容。既然皇帝并不在乎拖欠赋税地问题。地方官会吃饱了撑着去做费力不讨好地事？！
明成祖南征交趾。战争持续二十多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
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五次亲征漠）7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如果仅凭想象，那么很多人都会认为永乐年间赋行为应该非常罕见。但事实呢？明成祖死于月18日，朱瞻基却于1430年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万石的税粮。仅凭这个数据便可以得出结论：永乐年间的赋行为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遏止——否则，区区六年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怎么可能欠下300万石的税粮？
朱棣不知道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明成祖并没有遏止赋行为，但他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赋行为，那么即便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将来国家的税收仍然会越来越少。如果国家的收入减少到一定程度，那便无力修建大型水利等公共设施；遇到了大的自然灾害无力赈灾；农民起义或是外敌入侵则没钱打仗。总之，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过少，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
每次读明朝的历史时，朱棣总是恨得牙痒。明朝的活力固然远远不如唐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大一个“发达国家”，到了后期却是赈灾也没钱，打仗也没钱！原先朱棣认为明朝没钱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累进制税率，为了让最穷苦的百姓也有条活路，明太祖只能将税率定得极低。然而令朱失望的是，如今已经颁布了累进制税率，却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纳税人们却以“请人代替挨打”的办法拖欠赋税。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生长在深宫大院的皇帝多半会以为百姓拖欠赋税是没办法，因此只好减免——崇祯皇帝没有数学头脑，征收的三大饷加起来每亩也只不过几斤（顶多十几斤）稻子，却被言官们哭喊几声就放弃了这个能够挽救明朝的办法。
论性格的残酷程度，朱棣自认拍马也赶不上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但是对于赋行为，朱棣的态度却比明成祖更为冷血。朱棣一直都认为“农民都很纯朴忠厚”这句话很搞笑。在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大多数农民会遭受压迫剥削不假。然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抗租抗税、久佃成业已经算是温和的行为了。暴乱造反时，农民起义军不仅对地主残酷，对“阶级同志”同样残酷！从那些兽行中，朱棣看不出任何“纯朴忠厚”的迹象。
明朝农业水平比同期的欧洲和日本要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的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比同期的欧洲和日本要多。就剥削程度而言，欧洲仅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10％，同时农民还需要向领主缴纳赋税，加起来自然远比明朝要多。至于说日本，德川政府的逢二抽一不谈，在德川之前的战国时期，大名们的收税额度通常也之间。于是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明朝的自耕农（不计佃农，因为地主收取的地租整体水平之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物资要远远超出同期的欧洲和日本同行。
……既然如此，那些纳税人凭什么拖欠钱粮？！
不过，若是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却也不妥。
因为，拖欠的赋税是历年积累而来，若是强迫欠税者立即补齐所有的拖欠钱粮，补不齐就没收家产，弄不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因为，拖欠的钱粮都是历年积累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