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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大约对这种局面早有准备，因此在宣布先行举报者无罪制度的同时，又重新恢复了洪武年间戴徒流罪办事的制度。
洪武年间有段时期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太祖无奈之下只得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也就是说，官员被判了死刑、流放或有期徒刑后，先别忙着执行，而是待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办事，直到有接任者为止。
当今皇上只恢复戴徒流罪办事的制度，是因为皇上以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名义，将除了十恶不赦之外的所有犯罪官员的罪行全都减了一等。也就是说，山西官场虽然十之七八的官员都被判有罪，但死刑却一个都没有，自然也就不需要戴死罪办事了。此外，当今皇上还对戴徒流罪办事制度进行了一点改动：戴罪办事的官员不必担心有了接任者之后会被流放或是捉去坐牢——只要不再次失职犯罪，那么他们便可以一直戴罪办事。当然，如果在戴罪办事期间仍不悔改，自然也就是前罪并罚了。反之，如果立下大功，比如为当地灌溉系统做出贡献，比如说在抢险救灾中有优异的表现，比如说揭发其他官员失职犯罪，那便可以立功赎罪。
在外人地眼中。朱棣掀起这场廉政风暴却又并不剥夺官员地性命是因为他仁慈。但事实上。朱棣或许有着更多地关于人道、人权地概念。但是要说他性格仁慈却也不正确。朱棣不杀那些贪污受贿地官员是因为官员地俸禄确实太低了——自洪武之后。海瑞式地官员加起来又有多少？从天理人情上讲。杀因为收入太低而贪污受贿地官员似乎有些过了。当然。给官员们增加了养廉银之后。官员再贪污受贿。朱棣却也不会心软——从程序上讲。他也不可能每年都进行大赦。将来官员再贪污。该杀地还是要杀。
其实。即便揭发其他官员地失职犯罪不算功劳。那些戴罪办事地官员们也不大可能与无罪一身轻地官员们和平共处。如果不是那些“无耻之徒”抢先告发。戴罪办事地官员又怎么会东窗事发呢？如今这些人戴罪办事只能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过活。略有过失就有可能前罪并罚。至少在短期内他们还是心有余悸地。戴罪之人自己不敢受贿贪污。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仇人们受贿贪污而无动于衷。抢先告发者对此心里有也数。但他们有一个优势：非法所得过了明路后。其中一半就成了合法地财产。如此一来。这些身家不菲地官员们至少不必因为家庭贫困而去贪污受贿了。
事实上。戴罪办事地官员们将来同样不必因为家庭贫困而去贪污受贿。皇上一方面推行“抢先告发者无罪”地制度加大了受贿贪污地难度。另一方面又用养廉制度大幅度地增加了官员们地收入。以正七品地知县为例。正俸为七贯半。一年就是90贯。养廉银为正俸地三至五十倍之间。假设某知县地养廉银为正俸地五倍。那么这个知县一年地合法收入便是540贯。相当于朱棣穿越前地30－40万元人民币。这样一来。平日里地方官员们虽然不能经常山珍海味。但隔三差五地大鱼大肉却还是有保障地。
结果。势不两立地官员们暂时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监视着。看哪个白痴会忍不住先伸手——这种山雨欲来地形势下。大约只有白痴才会去验证那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地俗话是否正确。
事已至此。王钝知道仅凭自己没头苍蝇似地乱撞是绝不可能查出什么有用地消息了。如今只能先到北平去。把监察部地框架先搭起来。待人手足够后。再派下属到地方上去监察官员们是否有失职犯罪地行为。
失望之余。王钝只得向太原地官府表明身份。
王钝身为监察部尚书，官居二品，其品衔比山西省所有的文官都高。可惜的是，如今监察部已经成了天下所有地方官员的天敌。整个山西官场，上至布政使按察使，下至不入流的吏员，根本没人卖王钝的帐。
没任何官员以私人身份宴请王钝不说，即便那次布政使约齐太原的官员为王钝办的接风宴，没有惯例中的礼物也就罢了，其酒席的档次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席间，还有官员不冷不热地解释说，酒宴的档次不高，不送礼物，是免得热脸贴上冷**——王钝身为监察部尚书，谁能保证他不会不声不响地收礼喝酒，吃饱喝足后转过身就罗织出违例、铺张浪费、行贿什么的罪名将当地官员告发了？
王钝气得发晕，却也知道官员们不得不如此。
王钝如今的权力极大，查出地方官员的失职犯罪后可任命六品以下官员，而且监察部的侍郎、员外郎、主事等官职的任命中，王钝也可以起决定性的影响。但，在皇帝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明朝前期，受一字并肩王直接领导的监察部却可以对皇权造成威胁，大家都担心哪一天皇上会不高兴了又将监察部撤销。
谁知道和监察部走得太近了将来会不会有小鞋穿？故意对王钝冷淡些，皇上知道了多半还会龙颜大悦呢！做官的，不讨好皇帝讨好谁？
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改官制——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朱棣增设监察部时，大臣们并没有群起反对的原因。在某些官员看来，这个监察部或许也会象建文年间增设的官职一样，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撤销。因此，有几个官员甚至动过构陷王钝的心思。只是，他们还不能确定皇上增设监察部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思，生怕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所以才按捺住这股冲动。
王钝也懒得和这群目光短浅的龌龊官儿多打交道，在太原休息了两日，便打算直接到北平去。
结果在离开太原时，王尚书又受了一肚子的气。
因为知道近期微服私访也查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王钝准备大张旗鼓的打出了监察部尚书的旗号。可是太原的地方官员们却谁也不卖王钝的帐。
请山西布政使准备一些旗牌锣鼓，布政使冷冷回一句“监察部的相关费用都是独立的，准备旗帜锣鼓的这笔费用没地方走帐，总不成让我私人掏钱吧？”
让太县知县派衙役给自己装点门面，结果来一句“县里的事都忙不完，哪有多余的衙役可以派给大人使唤？”
王钝简直被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气得直打哆嗦，可是又拿他们没办法。有心拜托官场上的朋友们为自己出口气，转念一想，现在就连一个从六品的官员都不给自己面子，以前的朋友们也未必敢再沾惹自己。监察部相对独立不假，但假如自己做出什么犯法违纪的事，皇上一道圣旨过来，还不是照样该杀就杀该关就关？这么一想，王钝也就是泄了气。也罢，“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等着瞧！
怀着这样的怨念，王钝再次租了辆马车，微服朝北平而去。
注1：府推官为正七品，主要负责刑事。可以理解为省辖市的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中级法院院长，另外还兼审计局局长的职能。
第一章 新年（上）
南京三山街有一家小小的“龙门客栈”。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虽小，但是因为店名吉利，因此常常有进京应试的举子选择在这里入住。过完年便是新皇登基，开恩科选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半个月前各省的举子们早已公车不绝，络驿于道了。
这时，一个伙计正在大门口向客人陪着小心解释。
“客官，我们开门做生意，哪有有生意到门口了还不做的道理？实在是客满了，对不住您了。要不，您顺着这条街走下去，在第二个路口左拐，那小巷子里面有一家店，说不准还有客房……”
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上京赶考的不仅仅只是文科举子，永乐皇帝还专门颁发恩诏下令举行明朝的首次武科取士。今年应试的举子比往年多了几乎一倍。而且，皇上又下诏说今年二月初五要开个什么献宝大会。想着通过献宝获得皇上欢心的，想着见识一番开拓眼界的，还有想着趁此机会浑水摸鱼的，总之，天南地北的人们全都在这段时间往京城里涌，位置稍好的客栈早就住满了。
要说这武举，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的同时就下诏，令设文、武科取士，以“广求天下之贤”。然而洪武四年，文举如期开科，取中吴伯宗等一百二十名进士，可是武举却一直杳无音信。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当初朱元璋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自然不希望再出一个什么马元璋、牛元璋，而立国之初的诏令，不过是笼络人心，掩人耳目罢了。所以洪武二十年，当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时，朱元璋一反常态，严词训斥礼部“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
当今的永乐皇帝朱棣同样靠马背上的功夫，从自己侄子手中篡夺了大明江山。不过，当今皇上却好象不忌讳这些。登基不久，永乐皇帝旋即下令国子监、府（州）县学增设武学科目。国子监原有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国子监丞（正八品）、国子监助教（从八品）、国子监典簿（从八品）、国子监博士（从八品）、国子监学正（正九品）等学官，而永乐皇帝为了激励民间习武风气，专门增加“国子监武士”这一官职，规定国子监武士与国子监博士一样同为正八品，专门负责教授监生们武学科目。
与此同时，永乐皇帝公布了《武举法》，并下诏特开包括武举的恩科。
文科取士还好说，不管怎么说，既然下诏开恩科取士，那些举子们兴高彩烈地进京赶考也就是了。武科却有点麻烦。文科已有会试资格的举子多得是，然而今年才公布《武举法》，还没举行乡试，哪来的武举人？所以，永乐皇帝宣布这一次武科取士的规则：参加武科考试者先赴本省首府参加乡试，及格者立即上京参加会试。此外，父亲爵位在伯爵以上者，有两名三品以上高官推荐亦可直接参加本届恩科武试。毕竟，古代所谓的武将世家子弟，其中确实有一些军事能力还不错的。
抛开功勋子弟这一特殊情况不谈，其他人想要参加武举考试必须参加一场乡试，所以武举人不象文举人那样能够早早就来到南京备考。某些离南京较远的省份而来的武举，路上如果再稍稍担搁一下，弄不好就会误了考期。
店门口那位客人正是一名姗姗来迟的武举。他进南京城已经小半天了，一方面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寻了好几家客栈全都客满，由于心烦意燥的缘故，因此竟然和伙计争执起来。
那伙计只是低眉顺眼地陪着不是，却怎么也不肯答应给客人开房的要求。
正吵吵地没法。一个正在店内进食地客人走了出来。这位客人姓景名秀。八字眉两边分开。清瘦地脸庞上。有着两只明亮地大眼睛。透着对什么都看得穿。又对什么都不在乎地神气。景秀也是来应试地举子。刚才已经从言谈中听出那位客人地身份。想着都是来应试地举子。不免起了相助之心。因此景秀拱手说道：“这位兄台。今年地恩科文科武科一起考。因此京城地客栈大多人满为患。如果你不嫌弃。和我共住一间如何？”
正为晚上住宿发愁地武举闻言咧嘴一乐。“多谢了。我正愁今晚没地方落脚呢。”
景秀笑了笑。吩咐伙计将武举地行李送到自己地房间。然后邀请武举到自己刚才进食地桌子边坐下。让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