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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肚”填在1999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驰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像尼姑，和尚不像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配合书名，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像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印帕称げ恢叱芰税伞�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2004。5。1
/* 42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Se情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
“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2003。6。1
/* 43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
一年无休，攒了四周假期，年底在家赶这篇小说。空调开足，屋子里挺暖和，买了一个奇贵的
“大彬”款的紫砂壶，骨相合度，腻不留手，泡老朋友新送的铁观音。随便找几本书放在旁边，起兴，就像行房前放半部毛片。有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塞林格的《九故事》，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心想，写不过《新华字典》，总写得过《在细雨中呼喊》吧。
这篇长篇有个叫《朱裳》的中篇雏形，写得很早，两三万字，过了十年重看，文艺腔很重，幼嫩可笑，但是反映当时心境，是好的原材料。那个中篇参加过第一届亦凡网征文大赛，当时互联网泡沫还没破，得了第四名三等奖和三十块美金的支票。当时我在亚特兰大，三十块美金买了十斤青壳蟹和好些美国人不吃的猪肾，吃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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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鲁迅文学研究院给的评语如下：
“该作品时空跨度大，题材领域广。作品旨在对青春期少年的性心理和逆反心态进行探求和剖析。作品融入了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并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的背景之下，使这一探求具备一定的深度。
“风格奇巧，语言幽默，对作品的艺术把握到位。足见作者内力深厚。”
“在摹写社会阴暗面、青少年邪促心理及逆反行为时，由于作品本身浓郁的夸饰风格及其因此带来的欣赏笔调，容易在未成年的读者群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我尤其喜欢评论的最后一段，感觉自己像是巫师，具备了蛊惑人心的超能力。于是决定不改变这个中篇的故事线，在简单的线索推进中，通过回忆、想象和虚构，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构成长篇。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家熊灿先生和我反复强调情节和故事对于一个畅销长篇小说的重要，我反复强调，我不是在写一个中学生早恋故事，我要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感，我要纪录我感受到的真实。畅销与否，对于我是次要的。为了对文字的责任和自己的快感，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引用郑燮的话：“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为了增加诱惑力，我对出版家熊灿先生说：“这本就算了吧。第三本长篇会有一个庸俗爱情故事，涉及暴力、金钱和性，到时候还请您做。”
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在赶小说的过程中偶尔和几个小说中的原型吃饭，最后都是对着窗外的冬天，喝一口燕京纯生，感叹“人生苦短，还是喜欢干点什么就趁早干点什么吧”。
写长篇是个力气活儿，适合三十至五十岁干。写了一个座右铭激励自己：“熟读离骚痛饮酒一日五千字”，几天下来，不仅头痛，而且肩背痛，不知道岁数再大些，会是什么鸟样。
写长篇多数都有一个“坎儿”，大约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出现，不知道如何是好，觉得之前写的都是垃圾。写这篇的时候，“坎儿”来得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最大的失误是，“坎儿”来的时候，我抓起外衣去逛书店。灯市口大街北边有个打折书店，新书堆着卖，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汗牛冲栋，从地板一直瘀到屋顶，王小波的全套四大本文集才卖二十元。当时一个恍惚，如五雷轰顶，信心顿失，这里面多少垃圾呀？五百年后有多少书还有人读呀？在这种认识下，要多大的牛逼和多大的自大狂才能撅着屁股写成十几万字，然后印在干干净净的白纸上，糟践好些用来制造白纸的树木和花花草草。想起那个日本鬼子芥川龙之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打开阁楼的窗户，向着虚空，大声叫喊：“我是天才。”最后还是没用，三十五岁服了安眠药死掉。
回想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这绝对是个“熵”减少的过程。老老实实作咨询报告，一张A4纸，按幻灯格式横过来写，可以收客户两万。“桃花落尽子满枝”，过去操场上领操的校花，如今正考虑什么时候破坏国家政策生第二胎，要不要自己开个幼儿园。何苦打着纪录生命经验的旗号，再意淫人家一遍？
于是热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水，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热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