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这个结论，正准备回“加勒比海”时，突然听到了尖锐的警笛声，似乎是朝着风林会馆的方向移动。受到警笛声的吸引，我转向朝那里走去。最近这一带常有流氓闹事，冲动的福建帮和血气方刚的马来西亚流氓两边，经常打得一蹋糊涂。
可是警笛声的数目并不寻常，好像全东京的警车都集中到歌舞伎町来了，一定是件凶杀案，在星期天的歌舞伎町里还会有人杀人，让我感到我肚子里好像长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十分不舒服，走到风林会馆的旁边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家伙在路上狂奔。
“喂！！出了什么事？”我喊着，挡住了那家伙的去路。
那家伙急忙停住脚，神色慌张地望着我。
“啊……健一先生，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事不好了？”
“‘红连’给吴富春那家伙攻击了。”
我丢下他往前跑去。在风林会馆后的巷子里一转弯，便当场愣住在那里。整条路占满了警车与救护车，条子们匆忙地来来去去，透过无线电传来的呼喊声，盖过了围观者的喧嚷，震撼着湿稠的空气。
急救医疗队员抬着担架走出大楼。躺在担架上的，是昨天才和我睡过的女人。她黑色的紧身连衣裙的右胸口一片湿亮，脸和手脚没有一丝血色，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一群神色不安的女人，依偎着聚集在大楼门前，看到抬出来的担架，便齐声呜咽了起来。在这个合唱团里，我并没有发现黄秀红与另外两位妈妈桑的身影。不知道她们是在店里接受传讯，或者是全部被干掉了。
我躲在围观的人群里，守着大楼的门口，思索吴富春的动机。他回到歌舞伎町已经是个自杀行为了，现在还敢攻击元成贵的女人所经营的酒店，根本就是完全豁出去了。他该不会是想借搞出这个名堂来逼元成贵收手吧？
在我推敲各种可能性的这段时间，五个担架陆续被抬了出来，每个被抬出来的人，都是一动不动。据我所知，富春最瞧不起用枪的人。他总是自豪的说，只要有拳头和刀子，要杀谁都一样简单。不知道他在离开歌舞伎町的这一年里，发生过什么事。
在救护车离开围观者扬长而去之后，秀红与其他两位妈妈桑便跟在便衣刑警身后出现在大门口。三个人都紧绷着苍白的脸，但好像都没受伤。我紧盯着秀红的脸，在她转过头来时，低调的向她招手。接着轻轻握拳凑向耳边，示意等会儿再打电话给她。
秀红暧昧地点了点头，然后就默默听从条子的指示，像无表情的木偶似的，呆滞地和另两位妈妈桑坐进了一部警车。
我也悄悄离开了看热闹的人群。
18
我在电话亭打了几通电话，回到“加勒比海”拿了枪后，就叫了一部计程车到饭田桥去。看到自己女人的店被砸，元成贵怎么可能再扮绅士。说不定几个小时以后“加勒比海”就会被一群复仇若渴的年轻上海人包围。
从三年前起，我就每个月花十万圆在饭田桥租了一户公寓，虽然很小，但只是为了应付像今天这种不时之需。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就连杨伟民应该也不知道。公寓是用了个正经人的名义租的，我还给了他一笔佣金。那家伙现在澳洲经营一家贸易公司，暂时不会回日本来。
我进了公寓，简单的冲了一个澡。虽然全身无力，头脑却还很清醒。身处这场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想好好睡个觉是不可能的了。
房间里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床和电话，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与浴巾。我用浴巾擦干了头发，随即打了通电话到“加勒比海”看看有没有人留话。元成贵打了两通，杨伟民与崔虎则各留了一次话。每一通的内容都很令人沮丧。我把元成贵和崔虎的留话搁在一旁，先拨了通电话到“药房”。
“喂！”
“是我啦！”
我用日语说道。虽然应该不会有人傻到敢窃听杨伟民的电话，不过还是小心为上。
“你人在哪里？”杨伟民的语气拖拖拉拉的，好像在和一天到晚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的老妻说话似的。
“这是秘密。假如又被出卖一次，我可吃不消。”
“富春也在那里吗？”杨伟民丝毫不理会我的讽刺地问道。
“别傻了，我在外头跑了一整天，给崔虎揍过，也给元成贵威胁了一顿，还不是为了要找到富春。”
“元成贵可是知道你混在‘红连’门口看热闹的人里喔！健一。”
“我只是正巧路过罢了。其他还有什么消息吗？”
“听说真的是富春干的没错。有人说他跑进去时大喊：‘那女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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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详细情况我也还不清楚。当时在店里的人全都给警察带走了。是一个看到苗头不对先开溜的胆小鬼说的。”
“知道了。明天再和你联络。能不能转告徐锐不必再忙了，我现在已经没空理会其他事了。”
“知道了，我会告诉他的。”
“爷爷自己小心了。假如元成贵想抓我，第一个就会找上你的。”
“呵呵，想不到你还这么体贴。你不是说过我只是个臭老头吗？”
我把话筒挪开，小心骂了一句。
“健一。”
“怎么啦？”
“你还是先避避风头吧！虽然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过富春有意找元成贵的碴应该是错不了。就算是你找到富春，他也不可能乖乖和你去见元成贵吧！别把自己搞得动弹不得喔！”
“你要我躲到哪去？”
“去台湾吧！假如你有这个意思，我可以帮你一个忙。”
“大概需要多少钱？”
“五百万跑不掉吧！”
“再说吧！”
我挂下了电话，真想向杨伟民吐口口水。
19
我在爱德蒙饭店前叫了辆计程车，吩咐司机往拔弁天的方向驶去。
我怎么都没办法把富春和女人联想在一起。富春不玩女人，也不会随便跟女人搞在一起。他在女人面前就像块木头，有时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块大玻璃。
想不到这样一个人居然会冲进“红连”里大喊：“那女人在哪里？”不是“元成贵在哪里？”而是“那女人在哪里？”
富春是到歌舞伎町找一个女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认为那女人是被元成贵所挟持的——不过元成贵是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假如富春的女人已经在他手里，不就等于他已经掌握了富春的藏身处。元成贵根本懒得绕个圈子用女人引他出来，只要直接派个杀手去把事情搞定就好了。不管那女人是谁，富春一定是被假情报误导，而元成贵也知道富春在找那个女人。假如我想抢先他们俩一步——尤其是元成贵，我就得先找出那女人。前提是，那女人真的存在。
在我听到“女人”时，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自称夏美的女人。
因为她正好是在富春回到歌舞伎町时打电话给我的。在她打电话给我之前，她还打过公用电话向某人求救。
我并不相信偶然，只有搞不清楚状况的笨蛋才会相信这一套。夏美是向富春求救，而富春因为她才出现。一手编导这局戏的不是别人，就是夏美。
想着想着，脑子里好像有点头绪了。虽然我并不知道真相，自己也认为这个推断有点牵强，但无论如何，也算是整理出一套逻辑了。
在有点肮脏的黑暗中，我很快便找到了弁天庄。因为怕万一徐锐他们还在这里盯着，我选择从大久保大道走来，不过并没有看到徐锐他们的人影，感觉上他们也没有躲在附近。一辆汽车驶离后，周遭又恢复一片令人害怕的寂静。
我绕到建筑物的后面观望。二〇三号房间窗帘紧闭，隙缝里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白天被我吓过的那姓叶的住所——二〇五室，倒是有耀眼的光线射出来。其他的二〇一、二〇二与二〇四室连窗帘也没有，只看到几个黝黑的窟窿，就像是滴在纸上浸开来的墨汁似的。
我到公寓前，小心翼翼地悄声踩上楼梯。我压低身子走过前面两户房间，接着把耳朵压在二〇三号房的门上听听里面的动静。里面好像没人。我戴上手套开始办事。
我把开锁工具插进锁匙孔里转了几下，只听到咔的一声，门就给打开了，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确定没什么会让我神经紧张的动静。就弯着身子潜进了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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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这个和姓叶的住的二〇五室一样结构的房间里，看不到一件可称为家具的东西，只有角落里有一堆廉价的棉被，旁边还放着两个Sansonite的旅行箱。厨房里连瓦斯炉都没有，只散落着一些纸杯、免洗盘和卫生筷。窗帘大概是以前的房客忘了带走的，被烟熏得有点变色。
我左手拿着小手电筒照着房里，也没脱鞋就踩了上去，右手还握着那支黑星。我探头看看厕所，能惹我注意的大概只有马桶上斑驳的尿垢。我打开门口右方的壁橱，里面只有一堆折得小小的内衣裤，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屏住气穿过房间，用小手电筒探照那堆折得整整齐齐的棉被，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了确定，我还把棉被挪开，只露出一面被磨破的榻榻米。我感到脖子发麻，便深深吐了一口气，缓缓转着脖子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背靠着墙望着那两只旅行箱。
到目前为止还蛮令人扫兴的。能确定的只有夏美租下这个房间并不是用来住的。
我放下枪，把手电筒放在两腿间，把一旁的旅行箱拉了过来。这是那种极普通的箱子，用一个吓小孩的锁锁着，只要一根铁丝就可以打开了。
两只旅行箱里装的几乎都是衣服。其中有几件可说是酒家女制服的紧身迷你裙、一件红色调的旗袍、几条牛仔裤与数目相当的T恤。另外，还有两套睡衣、与五花八门的内衣——从黑白相间的袜带内衣到形形色色的丝袜都有一其他还有化妆品、卫生棉若干、三个保险套。没有护照，驾照，没有保健卡，也没有存折，平常可能都带在身上吧！我很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敢把这些东西留在这栋破公寓里。
我把旅行箱推回原处，随即站了起来，走到水槽旁用纸杯装了点水，又点了一根烟；可能是因为紧张，觉得既口渴又想抽烟。
看来夏美很喜欢克利丝汀？迪奥，穿衣服的品味好像也不坏。
我紧张到喉咙都干了，却只得到这个答案。我把烟头探进水里，确定熄了便扔进口袋里，接着谨慎地找了个从玄关看不到的死角坐了下来。
我并不觉得等人很痛苦。我的青春期，大半耗费在等杨伟民张口说话。平日放学后，我都会站在“药房”门口，等杨伟民吩咐我办事，每逢假日还会站上一整天。有时他所交待的事，即使我有分身术也做不完，有时却根本没事可做。只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杨伟民总会装出一副没看到我的样子，有时则会对我感到不耐烦。
我并不想回家，也不想呼朋引伴出去玩。因为老妈又有了男人——这回她泡上了一个日本人——而我自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并不是只在那段时间，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不曾交过朋友，或许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交朋友。有一段时间，远泽几乎变成了我的朋友，但是从他开始堕落后，我才发现那不过是个幻影。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