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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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之崛起- 第59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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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工商界中大都是国企,他们自然不会支持立宪党、民主党,两党只能求助于民营企业,而秦淮银行又是两党最大的金主。

而过去的几年间,正是两党竭力反对银行全面国有化的提案,这固然是回报秦淮对他们的支持,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秦淮银行的捐款占到两党经济一半以上,现在银行和两党早就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联合体。

而陈辉德在电话中说很模糊,明白两党对银行的重要性,刘静璇才会亲自来银行。

“民主党党魁王宠惠希望咱们能买下这个月民主党集会的的一千张门票,他们想……”

压低声音,陈辉德轻声说道。

“他们想和立宪党一同倒阁”

倒阁

刘静璇整个人猛的一惊,倒阁这几乎就是一场不流血政变,两党疯了吗?

“他们,他们是想找死吗?”

“董事长,内阁违宪宣战已是众人皆知,开疆之功难掩违宪之实,总是要追究责任的”

接着陈辉德便把在昨夜同立宪党的杨度、民主党的梁启超等人谈论的细节道了出来。

“这一次两党直接把矛头指向袁世凯,而不是的陛下,而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以及下议院两党的不满,最终陛下肯定会授意袁世凯辞职,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重开下议院选举”

尽管并不怎么关心政治,但刘静璇还是能觉察出两党的目的怕不只是倒阁那么简单,或者说倒阁、迫使袁世凯辞职只是第一步。

“董事长,这是第一步,而最重要的则是第二步,如果第二步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一切都会改变,甚至……”

话声稍稍一顿,陈辉德的内心强抑着些许激动,不因其它,只因事有可为。

“会改变整个中国的未来”

沉吟片刻,刘静璇只是淡淡的问了句。

“他们准备怎么办?”

“假违宪宣战之名,对内阁发起攻击,再据此煽动民间,攻击看守内阁,最终迫使陛下做出真正让步”

“真正的让步?”

“政党内阁制”

缓声吐出这句话来,陈辉德又急忙说道。

“立宪党和民主党会在下议院选举后合并,董事长,这是一个机会”

第24章 各怀心思

第24章 各怀心思

南京的夜,除去几条商街热闹不凡外,大多数街道都是静悄悄的,南京老城的安邑区,街区临湖而成,街道两侧郁郁葱葱的大树,更生出一种闹中取静之感,也正因如此,许多达官显贵往往选择于此安居,或租房或购房。

安邑街76号,是一栋传统的中式院落,相比于邻近那些中式的或西式的别墅、庭院,这栋曾属于一位前清官员的院落,在安邑区并不怎么显眼,可老南京人都知道,事实上,在南京老城,这种老院落本身就象征着身份与地位,在南京老城大刀阔斧式的建设中,不知多少老宅被夷平重建,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保留下的老宅,要么是南京数百年的大户,要么就是开国勋贵的私宅,这些勋贵私宅大都由陛下赐宅,这不是身份,什么是身份。

而安邑街76号的大门上挂着梁府的门匾,这梁府的主人,便是在中国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的宅院,在中国,梁启超名气之大,怕只有康有为能与之相比,而与那位流亡夏维夷的遭受通缉的“满清余孽”、“汉奸”的康有为不同,在中国政界梁启超可算得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流亡日本,同其师康有为鼓吹立宪政治不同,他更专注于思想启蒙,当年不知多少**者受其影响,因此在中国有着“思想启蒙者”之称。

在光复会起义后,面对光复会起义梁启超同康有为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在第一时间回国,曾试图促成光复会同清政府妥协,但最终面对光复后的民族清算,也只能暗叹一声,而随后其却接受邀请加入光复会,后来光复会因国体之选发生保皇、立宪争持过程中,他并没有选择加入保皇派或是立宪洗,更没有倒向当时尚未遭禁的**党,而是另外创建民主党。

而在随后的九年间,保皇派变成了保皇党、立宪派遭到削弱,**党入狱的狱流放的流放,而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民主党,却顺风顺水的渡过一个个关口,并在立宪后,以超出立宪党十五席位,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

在中国,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同时他还是民主党领袖,而民主党又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也正因如此,在帝国九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这梁卓如。

而安邑街76号,往往又是国同民主党人士的聚集之地,一如往日,当夜幕降临后,在梁宅的后院凉亭间,又有一些下议院议员或政界人士聚于亭中讨论着国家大事,而与往日不同的是,今日,这里还多了一个客人,立宪党领袖杨度。

在过去九年间,立宪党,可谓是一路浮沉,当年光复会分裂,鼓吹立宪的杨度等人吸引了大量光复会人员,几乎同保皇派成两强之势,可在随后的数年间,身为立宪派领袖的杨度毫无作为,却又让大多数会员失望之余,选择退出。

而民主党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与梁启超这位领袖有着很大的关系,九年间写书著作的同时,又接受多所大学的邀请授课、演讲,发行报纸与保皇党展开论战,立宪、民主两党一比,退出立宪党的成员最终大都选择加入民主党。

“各国政治历史表明,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它建立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放下手中的茶杯,杨度吐出这么一句话来,在过去的九年间,他或许因为被调查局掌握着一些东西,不得不处于半沉寂中,但却有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学习,准确的来说是向梁启超学习。

十几年前变法失败,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梁启超便不断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当下之急务是普及立宪知识,提高民主意识,为立宪准备条件。”于是,他在西学中遍访名师,攻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考察了日本等国家的实际,终于把思想的神功练到了成熟的境界,在民主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他对民主政治之精髓有了正确的把握。前面的“权”就是人之权利,而后者之“权”就是权力,这的确道出了宪政的实质问题。

而梁启超提到的要准备条件,而不赶快抓住**的大好形势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民主宪政和共和国呢?对于这一点,即中国是否具备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无论是**派或是杨度自己都是过于乐观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乐观,导致了孙逸山身陷牢宠而不出,自己陷为调查局禁锢而无所为。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民主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民主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专制,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民主的**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民主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日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民主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

“的确”

章炳麟用力的点下头,尽管他曾是陛下的亲信,但早在九年前,国家确立帝制后,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党,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曾入光复会、保皇党,但后来却又都加入民主党。

“贵族院为勋贵所垄断,而下议院,虽为民选,但却无组阁之权,省、市、县三极议会,又为地方士绅所垄断,因此才有“钦命内阁说”、“士绅机关说”,民宪之权,于中国可谓是从未存在,最近几年,民本主义于中国之所以盛行,当以中产政治诉求不无关系。”

“对”

肯定的点点头,蔡元培随即说道。

“九年前,在各个大学,学生们闻战争而亢奋,但今日,青年中倡导政党内阁、缩减军备,却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样渴望改变,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在国会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结束特殊经济模式,相比于政府企业的掌握的生产资源,民间企业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源实在是太过有限,而且,在商业竞争上,政府企业又享有各种优势。”

“各所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必须被迫接受国家的调配,固然这是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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