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杨宽用比赛所赢的奖金给我买了台电脑，我们俩又一人买了台手机，他还记着那电脑的事呢。球队人提着行李，从我们身旁走过，都对着我俩笑。我知道他们笑什么，但是不在意，依依不舍拉着杨宽说，“忽然要走了我有点舍不得。你留在我脖子上的牙印还没消呢。”
“真的？”一下午懒洋洋的大爷陡然来了劲，那只戴护腕的手掀起我下巴，“我看看。”
我像棵歪脖子树被科学家研究。杨宽兴致勃勃压了我好一阵，说，“完了，我只会咬，不会治。”
“走开，”我像扫垃圾一样把他扫到一边，“忘了你才是罪魁祸首。”
“有办法了。”
“你干嘛？”
“咬个新的，把旧的盖过去。”
“你当我傻啊……那样不是更奇怪了吗！”
在亲亲热热吵吵闹闹中杨宽与我分别。此后我去实习，杨宽躲在五星级酒店继续过他公子哥的生活，什么也不在乎，一心一意烂掉。两个月后，杨父忽然被强制执行死缓，杨母于同日凌晨在精神病院厕所隔间上吊自杀，我百感交集百忧攻心，短暂给家人打了个电话，收拾几件衣物动身前往天津寻找杨宽。
杨宽强 暴了我。
☆、第 5 章
多年前，杨正英来到南风市当市长，报纸上说他锐意改革，思想维新，在几处市政的治理思路上都十分得到上面嘉许，是基层改革派新官僚的希望。那时候全市的高中中专大学都争着请他题词，全市的博物馆文化宫艺术歌剧院都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人们以为积弊已久的南方小城终于遇到了希望，人人载歌载舞，各个歌功颂德。就在最红火处，这位前途无限的官员，被人拦腰斩断了仕途。当时，由他负责引进的几处化工厂，接连爆出重大污染事故，导致严重环境危机，又有人将杨正英多年来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的证据，匿名寄送到纪委。当日，就有人将这位市长从办公室带走。三月之后，判下来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如今，没人再记得多年前那位名噪一时的大官僚，亦或是他曾经风光无限的伴侣，那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华人新锐服装设计师。程淑美在杨正英被带走的那日便发了疯，她一手所培育起来的服装品牌被律师折价出售，连同所有房产，现金，股票，一起转赠到杨宽名下。这样算来，杨宽曾经也是出生于书香门第，高贵世家，可是谁知道呢，风宁街的大多数人，如今只记得两岁便失去双亲的杨宽是劳改犯和神经病的儿子，因意外触法网落魄了。“呸，谁知道他爹妈的钱是怎么来的。说不定，自己也是个精神有问题的小混蛋。”人们这样说。
在我和他年少相交的那些岁月里，杨宽总是相信他父亲能回来。不知从什么途径，听说了很多有关他父亲的故事，无论别人对他父亲怎么想，总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失去父亲——杨正英是他的英雄。而他母亲程淑美，深居在精神病院，拒绝所有人探访，杨宽自两岁后，一次都没有再见过她。但他也总是觉得母亲好，是个亲切的不让他丢脸的美人——他给我看过他母亲的照片，将它仔细装裱在老房子卧室的床头上。也许在内心深处，杨宽还做着一家三口能重聚的梦。我记得高中时，有一次我们并肩卧在操场草地上，杨宽说真希望他父母能陪他过一次生日，这样他们就能看着我们俩一起切蛋糕了。他对着夜空许愿的表情那么真实，群星也不及他当时的眼珠闪耀。
谁都没想到杨父死后杨母会直接上吊。死讯传出后，两个浓妆艳抹打扮妖异的女人带了对双胞胎回来，外界传说是要争家产，也就是从那时起，杨宽切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杨宽在体校的兄弟说，他整日把自己锁在酒店，闭门不出。球队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希望我能回来，即使不能劝慰他，也好歹陪他说说话。可谁料到命运像一艘船，杨宽独自被捆绑在离我们所有人都很远的礁石上，每当我想与他靠近，却只有被风浪推得更远。
那天我慌慌忙忙，搭乘最近一班早班车，又打了车，直奔杨宽所常驻的酒店顶层。用杨宽曾给我的长住房卡打开门，就看到满地的酒瓶子，旧床单，锡箔纸，女性内衣，避孕套。我绕过那些垃圾，叫客服清理了房间，又扒开大袋肮脏污秽，在最里层卧室，见到了一身酒气满脸胡渣的杨宽。
“杨宽，杨宽。”杨宽背靠墙，颓废地坐在地上。我叫了两声，也没反应。卧室实在太昏暗了，窗帘阖上，窗户没开，充斥一种难闻的气味，我心中害怕，绕到杨宽身后，把灯打开。酒红木地板被唯一一盏台灯照亮的瞬间，杨宽陡然睁开眼，拉我跌坐至他身旁。
腰椎磕得我整个人发木。我揉揉摔痛的屁股，尽力双脚跪地，单手扶他坐起来。我卷起他衬衣的袖口，轻轻抚摸他手上的伤口，“杨宽，是我啊，我是周灼，和你一起长大的，你还认识吗？你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咱们先洗澡，洗完了澡，我带你到楼下吃你最喜欢的法餐好不好？”
杨宽轮廓深重的侧脸埋没在一片阴翳里。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应我的时候，他说话了。先是用带血的手指擦了擦我的脸，好像我脸上有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东西似的。“周灼，”他用感叹的语气说道，“你有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
然后他把他的嘴强硬地按到我嘴上，膝盖重重顶上我肚子，用两只手残酷地撕开了我的长裤和内衣。
我反抗，他就打我。我不明白，呜呜地说，“杨宽，你怎么了，你连我也不认了吗？”杨宽捡起一旁台灯，撞到墙上打碎，碎片强烈地划伤我颈部的皮肤。又从长靴底部抽出军刀，锋利的刀刃边缘，冰凉地贴到我脸上。不知是他的血还是我的血，顺着他面颊，一条一条流下来，在黑暗中，辨得到鲜热的气味。我吓得再也不敢尖叫也不敢动了，他伏在我身上沉默喘气，时而低嚎，像一条野狗。
在女服务员高声惊叫中，我狼狈地逃离了房间。她大概以为我死了，看到我捡起衣物，赤身裸体地活过来，就又加倍地叫起来。我躲在电梯，勉强套上长裤和衬衫，从学校出去，路遇球队晨练的傻大个，跑步追上来担心呼唤我的名字，我低下头，避开他们眼神，像疯了一样，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从他们身上夺下外套就走。时至盛夏天，我却穿着好几件长袖运动外套，在火车上不停地发抖。我想我要是个女孩子，这种情况倒还可以理解一点，我就还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些坚强的理由。可是我是个男孩儿，我们家指望着我光宗耀祖，在我长大到十八岁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男生怎么可能被另一个男生压在身底下强 暴呢？人们肯定会说：你反抗了吗？你真的反抗了吗？我不相信，连反抗都不作，你肯是有意的！又或者：真没用，一个年满十八、身体健康的男大学生，居然连这都保护不了自己，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学校的，只记得那天傍晚，走进校门，看到满天暮色，以为自己找到了庇佑。我缩在教学楼角落里，给我妈发了条短信报平安，然后直接把手机卸了，丢到垃圾桶里，谁的电话也不接，谁也不理。早出晚归，一天到晚在图书馆泡着。只偶尔出去上极少的课。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有一次英文朗读，外教走到我面前，问我为何这样愁眉不展。他捧着我的脸，叫我高兴点，“you have very beautiful eyes……”我的泪顺着眼角流落下来。
我们宿舍有个特别冷静的同学，和我同系，每学期都和我一起争夺一二名奖学金。周五下课后，我回去洗澡，大家都出去玩，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上铺抱着课本读书。见到我偷偷趴在桌上难受，便问为什么。我在这死一样的日子里，第一次感到亲近，以为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同伴，便擦干眼泪，从头到尾都告诉他，结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安慰。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收拾书本，出门继续混。第二天一早，走出图书楼，全校的学生却仿佛都知道这件事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对着我嘴角和脖子的淤青指指点点。我心想，随他们去，我只是个受害者。可是我低估了谣言的荒谬性。第一天，我只是莫名其妙被校外酒吧街的流浪汉持刀抢劫，第二天，我就成了暗地找人卖春的伪君子，第三天，我成了心甘情愿被大老板包养、夜生活丰富的娘炮男同性恋，学生会的耻辱。杨宽送给我的那台电脑，就是铁证。他们说，难怪呢。好多人说，从第一天起，就看我不顺眼，说原因原来在这里。说我周灼，长得就活该被男人强上似的。
那段时间，我快要崩溃了。混淆了白天与黑夜，混淆了是非善恶的标准，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和他们不一样，哪里犯了错。难道我确实曾在无意中伤害到他们，才让我最亲爱的同学们，都集中起来攻讦我？难道学生不应该都是纯洁无暇，难道回到了自己引以为豪的母校，不是就应该像回到了家一样，感受到温暖和安全吗？不，我错了。这里不是我的家。人心向来如此险恶。这世上，多的是过厌了他们的人生，一门心思想要伤害你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
那些天，我再没有见到杨宽，连听说也没有。这个人连同他的音信仿佛一齐从我的生命里面融化掉。我巴不得他消失，恨他，希望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我一闭上眼，就又是他，无所不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捆绑的绳子，闪光的刀，遍地滴落的血。那些伤痕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于我紧密遮掩的内衣之下。我从来不敢看恐怖片，可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比我能想到的全部恐怖片还要恐怖。
后来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周围的三个座位没人坐，无所谓，我已经麻木。四周议论声越来越吵，越来越吵，有人直接在食堂门口敲饭盆，高声地喊，“29楼打人了！”听说那人，将我们学校一个学生直接从上铺抓下来，摔到地上，然后拿凳子砸到人家身上，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打去了半条命。我不关心，那段日子仿佛失语，又或者失聪，听什么都无动于衷。可再过十来分钟，那人一身杀气地出现在食堂大门前，学生自发为他分开一条路。我抬起头，看见那个我害怕的人，正双手握拳，站在十来米开外，看着我。正如梦中所见一样，他布满阳光的胳膊和手腕上，也沾着血。
“就是他打人吗？为了法学院的那个男生？”“谁知道？据说打得可凶了，就刚在29楼男生宿舍打的，一个楼管加上两个学生会的，都没拦住。”“也就牛逼半小时，报警坑死他一辈子。牛逼什么呀，死同性恋……”
“杨宽，你疯了吗。”
“我没疯。是这些人有错，你看着。”
说完他转身，挥拳，将那些骂我噁心的，绘声绘色形容我在男人身体底下卖屁股的，说我是不要脸二椅子死同性恋的，统统都揍了一遍。听起来很辉煌，他把整个食堂的人都揍了。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操作，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傻站着，极少反应过来，尖叫着拼命往外逃。女生分贝高，她们一叫整个食堂都惊动了，一时间，有如泰坦尼克，大门被盲目往外冲的人群堵了个水泄不通。连食堂师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