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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桂华以为这个怕人的晚上过去了，打算等天亮了再跟女儿好好谈谈，她实在太疲倦，于是连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只睡了一小会儿，忽然被一个异样的声音惊醒。她睁眼一看，发现女儿不见了。
从那天起，朱小红一连三天没回家。7
香山红叶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春季，这里一片桃红，煦风阵阵，鸟语花香。夏季，时不时下点小雨，远望去，彩虹斜扫，夕阳残照。秋天，天高云淡，遍山红枫，似乎就是将军们胸前满满的勋章。冬季，这里的夜晚来得很早，当寒风吹起来的时候，刚刚五点来钟，天色就已经沉沉发暗。
胡炜以前的家就在山腰上，山泉水从枫树林中流淌下来，一直经过门口，窗外就可以望见笼罩在薄薄烟雾中的北京城。
她的父亲胡继生是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老红军，按照军委规定，他应当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原本可以找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住着，可老人偏偏住在兵团职干部居住的大院里，两户连体的小楼，居住面积小多了，比起其他同级首长足足差了一百五十多个平方。老人说，这里熟人多，不寂寞。
老人去世后半年，门诊部教导员找胡炜谈话。说按照规定，军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在父母双亡后，应由其所在单位按相应职级调整住房，因为研究院又没有合适的住房，所以要求胡炜迁至山下干休所，由干休所另行安排房子居住。“
对于搬家的问题，胡炜早有思想准备，她不是不搬，而是没有人通知她。管理局的人不来跟她见面，却叫她工作单位的人来找他谈话，这一招儿够损！既然早晚要搬，那搬就是了，何必这么兴师动众！于是胡炜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第二天，胡炜永远告别了将军楼，在两个战士的帮助下把家搬到了山下的一个老式院子。
这里曾经是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外宅。现在院内住着三家，正房住着干休所的关副所长，全家五口人，占了六大间，厨房、卫生间、餐厅俱全，而且加装塑钢门窗和廊子，门前有草坪四块，看架式比野战军的一个军长还要气派。
西边角落住着杜芸一家兄弟姐妹五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一共十几口人，才三间小房。前两年，他们住在一块儿够拥挤的，后来，大弟、二弟都另外找地方走了，大姐也出国了，这里剩下杜芸夫妇、他俩的儿子，还有大姐的一个儿子，在这儿住着。
东边角上，住着胡炜和宋沂蒙两口子，也是三间小房，他们家人口少，比杜芸家里宽敞些。三间老瓦房，房龄足足超过一个世纪，每间房很窄，不超过十平方米。房子多年失修，房顶的瓦松动了，雨水渗透进来，时间久了，墙上满是一片片发霉的污渍，白灰也剥落了，一块块往下掉。两棵半死不活的松树挡在门前，风吹不进来，整个上午憋得人透不过气，下午，太阳从西边直晒进房间又热又潮。最让胡炜难以忍受的是，厕所在很远的外边，洗澡自不必说，连方便一下也必须要穿着整齐，跑到几十米之外。
屋里的陈设简陋多了，两个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一张最普通不过的一头儿沉桌子，两张木把椅子，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物，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巴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390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种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种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部子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部。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子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眼下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管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户”，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部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刮风，树枝子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头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口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点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姐。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姐挺能算计，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子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姐为了使自家的柿子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子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顶上，把房顶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子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子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姐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胡炜悄悄地对杜芸说：“这儿哪是干休所呀？简直是鬼子据点！”她们联合起来，豁出去在院子里嘟囔了几句：“讲点公德吧！都是当兵的，干什么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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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姐听是听见了，可她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把院子里的草坪铲光，扎了大棚，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过几天就上一次粪肥，闹得院子里臭气熏天。她叫三个战士拉了满满一卡车黄土，把自家的门前垫得高高的，形成一个宽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顺着土坡流淌到别人家里。
杜芸实在受不了，卷起铺盖卷，带着孩子到390医院住集体宿舍去了，她爱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学去读法学研究生，因为那里有住的地方，能安静地读书和工作。她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借别人的房子到外边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干休所名存实亡了。胡炜没地方去，只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呆着。 和宋沂蒙结婚后，两人也只好在这里将就着。
礼拜一是安转办通知工作分配结果的日子，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刚一进门，妻子察觉出他的情绪不对头。她心里头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头椅子上，急切地问：“有结果没？啥结果？”
宋沂蒙漫不经心地说：“分配啦，在中国专卖外贸公司，还是副处长。”
胡炜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也不知道好不好，便接着问：“关键是单位怎么样？有没有发展前途呀？”
宋沂蒙刚想发表点意见，不料，胡炜根本就不打算听他的，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急匆匆地跑出去打公用电话，去找父亲的老部下边副院长请教。
时间不长，胡炜就垂头丧气地回来，她满脸不快地告诉丈夫：“边九岭说啦，外贸公司嘛，就是个小职员，没什么意思！”
这时，“梆梆梆”有人敲窗户。这么晚了，有谁会大老远的来找他们？宋沂蒙怀着疑问，拉开木门一看，原来是刘白沙。刘白沙到香山饭店开会，会开完了没事儿干，他又不愿意到山上逛风景，于是想起来找宋沂蒙聊天儿。
刘白沙进门，见宋沂蒙的妻子胡炜也在家，他不但不避讳，反而把包随手一扔，四脚八叉躺在沙发上，就好像来到自己的家里。刘白沙用眼睛把小小的房间扫了一遍，像老大哥一样，满脸微笑地指着胡炜：“胡炜，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啊！抗日战争时，你爸还领导过我爸呢！”
胡炜不置可否，她跟刘白沙不熟，对这些军队序列沿革之类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人家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一句话也不多说。
刘白沙见她不说话，便指着房子及房子里面陈设，忿忿不平：“条件这么差，怎么住人哪！”
宋沂蒙听他说条件差，心里想，知道条件差啦？哪里比得上你们家的深宅大院？他耸耸肩膀不回答，只是在眉宇间表示出了十分的无奈。刘白沙气愤地说：“1955年的老中将，也属于开国元勋了，就给这种房子住，怎么也不反映反映，找军委，找中央！”
老中将是谁？那是咱爹！咱是啥？啥也不是？给咱这种房子够不错啦，上哪儿找中央去？中南海进得去吗？找了也白找！胡炜觉得刘白沙这人说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想着想着，她的脸上就挂上了颜色。
宋沂蒙见妻子这模样，心想人家刘白沙这回也是好意，他怕妻子不给老朋友的面子，冷不防地会说出点难听的话来，就赶紧转移了话题：“白沙，你正好来了，我有件事请教你！”
胡炜不高兴，刘白沙没察觉出来，他禁不住连着偷看了胡炜好几眼，心里暗想，都说宋沂蒙这小子有艳福，这回见着了，没料到他媳妇竟如此艳丽。他正发怔间，听见宋沂蒙问他，便讪讪地说：
“说，啥事儿？”
宋沂蒙赶紧告诉他说自己已经分配到专卖外贸公司了，说了两遍，刘白沙注意力才集中过来，马上急切地说：“专卖外贸好啊！赶紧报到去！好事儿呀！”
胡炜的不满一阵风就刮过去了，她只觉得这个人个子大，脑袋大，脚丫子也大，像这样的人应当是那种心直口快的粗人，说了就说了，说完就算了。她隐约地察觉刘白沙在偷偷地看她，可她丝毫没有反感。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都喜欢人家说自己长得漂亮，别人多看自己几眼就多看几眼。
胡炜很想听听刘白沙对专卖外贸公司的看法，于是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刘白沙说：
“我们边副院长说，外贸公司里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小职员，没多大出息！”刘白沙没想到这个漂亮女人居然如此天真，便开怀大笑：“去他的吧！你们领导是土八路，懂个屁！专卖外贸，懂吗？现在开放改革，经济大发展，专卖是创收大户，以后这行业不得了，什么没出息？出息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