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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屋里那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为你换好的新镰刀。
“给你，这些都是新刀。”他们边说边蹲下身，将十几把镰刀捆在了一起，双手托着递到你面前，“这样好拿着。”
你接过镰刀，转身要走时，又被他们叫住了，其中一个还掏出了香烟递给你。“抽支烟再走吧，”他紧盯着你，支支吾吾，“没事儿吧你……我是说……刚才……那个……”尽管他欲言又止，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幕既无法解释又难于启齿，但你看得出来他们脸上恳求你为他们保密的神情。
你没有接受他们的香烟，也没有说话，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你相信那个下午、乃至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二人一定是在忐忑不安、极度惶恐中度过的。因为谁都清楚，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在兵团那种特殊的环境中，这样的事情要是被传出去，当事人即便不被整死也差不多。兵团是严禁谈情说爱的，谁要是被连里抓到稍许苗头，立即就会遭到大会批、小会整，早点名、晚点名，直到整得当事人在这里根本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更何况这样的事情。 他们二人都是北京知青，不同于你们的，是他们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来到了这里，是属于那种问题学生，要么是出身不好，要么是稍有劣迹又不够判刑的那一类当局认为不适于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你从没有想过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当时所以没有回应他们，一是真被他们吓着了，二是觉得没有表白的必要。
第二件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大龄知青的身上，他是哈尔滨人，是你们连的羊倌，放牧着一个将近四百只的羊群。你对他的印象很深，清瘦的面容，颧骨很高，两只眼睛大而无神。你时常看到他每日早出晚归，嘴里吆喝着，手中拿着羊鞭，身上背着一天的水和干粮，一路连跑带颠地追赶着那片偌大的羊群。相比之下，他比你们更为辛苦和劳累。他这个人总是显得很忧郁，不爱讲话，不爱扎堆，就连吃饭时也是一个人孤闷地坐在角落里。
沉默的钟楼 24（3）
这羊群原本是由当地一名老职工放牧着，那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光棍，后来他生病了，总是不明原因地发烧，直到死时也没有查清病因。没想到，这位哈尔滨知青接手放牧羊群后不到半年，也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这种病。先是高烧不退，然后是低烧，整个人迅速憔悴和消瘦下来，团里、师里的医院都去过了，没有查出病因。恰在这时，由各大城市的医疗专家们组成的巡回医疗队路过此地，并为他做了检查。医疗队中一位来自沈阳医学院的教授，最终为他的病做出了诊断：布鲁尔氏症。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病因是由于人与羊的性器官有过密切接触所致，患者的人体免疫系统最终遭到彻底破坏而致死亡，尚无有效药物治疗，临床记录最长能活十年，一般只能活至三到五年。
这消息很快在全连传开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锥子似的刺向他。鄙视、唾骂、讽刺，人们把所有想到的肮脏语言，都用作来污辱他。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不论是在宿舍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甚至和他走在一起，都唯恐要被沾染脏病一样。在这时，人们那本来可怜的想像力得到了百倍的调动和发挥，添枝加叶，绘声绘色，像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公开和大肆谈论性事的机会，把事情越传越邪乎，越传越恶心。
你没有这样做，就像往常一样，你照常同他打招呼，而且比以前还主动。偶或，你在食堂里碰见他，甚至还端着饭走过去，坐在他身旁，这在以前你也是没有过的。你所以这么做，并非是出于对他的赞同和理解，而完全是一种同情。因为自你懂事以来的所处的环境和所有的经历使你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大凡挨整或出事的人，都有理由值得同情。
一天吃晚饭时，那个哈尔滨知青边吃边突然冒出了一句：“我没有干那种事！”说罢，他放下饭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你，嘴唇在颤抖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真的没干那种事！”他的样子像是在逼问你，“难道你也不信？”
你迟疑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从那以后，你在食堂里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从集体宿舍中搬到了羊舍旁的一间小土屋里，整天就是躺着，发烧发得他连粥都喝不下去了，也有人说他是绝食了，反正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人在乎他到底想怎样。没过多久，他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的踪迹，附近几个连队、他来北大荒前的同班同学以及他在啥尔滨的家里，谁都没有见到他。多少年后，依然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没有人知道他去了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后来你听说，造成他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指导员吵了一架。指导员说，“不吃不喝可以，但绝不允许不参加全连的政治学习，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来。”而他那时最惧怕的，就是在全连大会上露面。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名北京女知青身上。她比你大两岁，皮肤很白，个子不高，总是笑眯眯的，她是连队库房的保管员。
有一天早晨，你和另外三名男知青正准备跟车去鹤岗煤矿拉煤，突然被告之，拖拉机不去拉煤了，改送急病号去团部医院。你们跳下车子正待离去时，看到那名女知青被人搀扶着，表情异常痛苦地向拖拉机这边走过来。你们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过后才知道，这名女知青利用管理库房的方便，偷拿了一支管形灯泡作为手Yin用，没承想灯泡碎在了荫道里……这事同样在连里迅速传开了，两天后，当她从团部医院回来时，全连对这件事情已经是人人皆知了。谁都可以想像得出，这种事情会给这名北京女知青带来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她采取的办法同样是不吃不喝，不出屋门一步。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她偷偷地从宿舍溜了出去。后来，人们在附近河湾的一个死水泡子里找到了她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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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连里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由引起人们的震惊开始，到归于冷漠和传为笑谈结束，似乎没有人对此而引发出应有的同情和反思，那时的人们麻木到了极点，连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和生理需要，都被视作是一种丑恶。
沉默的钟楼 25（1）
黄方摘下头上的那顶皮帽子，拿在手里扇着，他的头上冒着热气，里面贴身的衣服都已湿透了。不一会儿热气开始凝结起来，令他变成了满头白霜。他手里的那顶皮帽子是这片山上最好的一顶狐狸皮帽子，是他玩儿牌时赢的。输家是山上的一位伐木工人，他曾想赖账，但被黄方的拳头制服了。
黄方抽着烟，站在那里看着一辆又一辆装满了圆木的卡车向山下开去。又一辆空车向这里驶来，他赶紧朝车后望去，还好，是最后一辆。
这里是小山安岭，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
刚午后三点，天色便昏暗下来，从密林深处吹过来的山风，一阵比一阵强劲。山风呼啸着，刮得在“楞场”上干活儿的人们一个个东倒西歪，狂风肆虐地卷起冰凉坚硬的雪粒，无情地抽打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呼呼”的风声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撼动得整个山野仿佛在颤抖。
黄方戴上了帽子，弓着腰，跑到了一堆圆木前蹲下身避风，其他人也紧跟着凑了过去，十二条汉子围成了一团。
“木瓜，都他妈赖你丫的！”黄方说，“大中午的，你丫不赶紧干活儿，一个劲儿地泡妞，不就是服务社的那几个小浪货吗，有什么可泡的？现在倒好，谁也甭走，眼看这天儿就要上来了，剩下这车就欠他妈让你丫一人装。”
“就是，”猪倌在一旁帮腔道，“你还没看见丫的冲人家装乖卖好的那份操相呢，连说话声都变了，跟他妈娘们儿一样。”猪倌也是北京知青，因在连里放过猪，得此外号。
众人一阵哄笑。
“丫以为人家连着进了几次山，是冲着他来的呢。”又有人插话道：“其实，那几个小妞是冲着他丫的攒了半年的那口袋松籽来的，你们要是不信，我今儿就先把这话放这儿，等丫那口袋松籽发完了，那几个小妞要是还再上山找他来，我他妈是孙子！”
又是一阵哄笑。
黄方目前是这帮人里的头儿，排长都得听他的。这罕无人迹的深山老林，不比在政治第一、纪律严明的连队里，这里只崇拜武力，拳头最能说明问题，拳头最能解决问题。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这个规则，现在这个传统仍然被承袭着。邻近帐篷里住着的几十名盲流，就是证明。谁也不知道这个盲流堆儿是怎么形成起来的，谁也说不清楚这些盲流都是些什么身份，反正只要得到那群盲流里的头儿答应，你就可以加入进来干活，装一车木头给一车钱，想来想走都随便，只要不在这里惹事就行。黄方看着他们整日胡吃海喝，无忧无虑，个个模样都像刚逃出来的杀人犯。这里距边境线只有不到五十公里，如果真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逃跑不成问题。每日里，只要上来的汽车，能满载着原木开下山去，就说明山上太平无事。
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原本瘦小枯干的黄方，像玉米拔节似的，一下子长成了一米八十多的大汉，在人堆里鹤立鸡群。他相貌英俊，身材魁梧。黄宗远的预言得到了实现，他从小喂给儿子的骨头汤，终于起了作用。
“哥儿几个再辛苦辛苦，帮忙把我这车给装上吧。”汽车司机走过来，说，“眼看这暴风雪就要来了，兄弟我这儿还有二百多里山路要赶呢……”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条葡萄牌香烟递过来，但犹豫着不知道到底交给谁好？
没人理他，大伙儿都看着黄方。
“抽烟也挡不住冷啊……”黄方接过那条香烟，顺手甩给了猪倌。
“这好说，”汽车司机又从怀里掏出两瓶白酒递过来，“哥儿几个先喝上两口再干。”
黄方一努嘴，猪倌起身把酒接到手里。
“怎么着？”黄方向人堆里扫了一眼，紧了紧腰间那根草绳子，抄起身边的“蘑菇头儿”，说，“都动弹着吧，麻利点儿，把人家这车给装上。”
风雪漫卷，松涛阵阵，风声中，响起了嘹亮、粗犷的号子：
话说那么一天呀，碰上个当兵的，
他拉拉扯扯，把我拽进了高梁地，
我说我的大娘哎！
话说这个当兵的呀，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扒下了我的裤子，就要×我的X呀，
我说我的大娘哎！
我左手那么一捂呀，右手那么一堵，
他顺着那个手指头缝儿往里杵呀，
（）
我说我的大娘哎！
第一下子疼呀，第二下子麻，
第三下子就像那蜜蜂爬呀，
我说我的大娘哎！
……
十几条汉子一手扶着圆木的卡钩，一手扳着肩上的“蘑菇头儿”，准确地踩着号子的节拍，在风雪中，步调一致地走在颤颤悠悠的跳板上，将一根又一根十多米长、直径都在一米多的圆木抬到卡车上。
黄方和木瓜是这帮人的“扛头”，他俩挺胸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