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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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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得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一点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95世妇会，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作“气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市侩——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真正有决心应该去做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地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柯的女弟子们，她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12期《健康世界》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从男人的角度谈女人的外在美，这个题目真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绝对的命题。从远了说，海伦之美引起了特洛伊战争；从近了说，玛丽莲•；梦露之美曾经风靡美国。一个男人，只要他视力没有大毛病，就都能欣赏女人的美。因为大家都有这种能力，所以这件事常被人用来打比方——孟夫子就喜欢用“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家可以有一致的意见，很显然，他觉得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明白。谁都喜欢看见好看一点的女人，这一点在男人中间可说是不言自明的。假如还有什么争议，那是在女人中间，绝不是在男人中间。
当年玛丽莲；梦露的三围从上面数，好像是34、22、34（英寸）。有位太太看这个小妖精太讨厌，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内衣给她寄去，尺寸是22、34、22，让她按这个尺寸练练，煞煞男人的火。据我所知，梦露小姐没有接受她的意见。这是说到身材，还没说到化妆不化妆，打扮不打扮。这类题目只有在女人杂志上才是中心议题，我所认识的男人在这方面都有一颗平常心，也就是说，见到好看的女人就多看一眼，见到不好看的就少看一眼，仅此而已。多看一眼和少看一眼都没什么严重性。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这里，这问题在女人中比男人中敏感。
大贤罗素曾说，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很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有人生来漂亮，有人生来就不漂亮，与男人相比，女人更觉得自己是这种不平等的牺牲品。至于如何来消除这种不平等，就有各种解决的办法。给梦露小姐寄内衣的那位太太就提出了一种解法，假设那套内衣是她本人穿的，这就意味着请梦露向她看齐；假如这个办法被普遍地采用，那么男人会成为真正的牺牲品。
在国外可以看到另一种解决不平等的方法，那里年轻漂亮的小姐们不怎么化妆，倒是中老年妇女总是要化点妆。这样从总体上看，大家都相当漂亮。另外，年轻、健康，这本身就是最美丽的，用不着用化妆品来掩盖它。我觉得这样做有相当的合理性。国内的情况则相反，越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越要化妆，上点岁数的就破罐破摔，蓬头垢面——我以为这是不好的。
假如有一位妇女修饰得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她在乎我对她的看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尊重。但若修饰不得法，就是一种灾难。几年前，我到北方一座城市出差，看到当地的小姐们都化妆，涂很重的粉，但那种粉颜色有点发蓝，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尚称好看，走到了暗处就让人想起了戏台上的窦尔敦。另外，当地的小姐都穿一种针织超短裙，大概此种裙子很是新潮，但有一处弊病，就是会朝上收缩，走在街上裙子就会呈现一种倒马鞍形。于是常能看到有些很可爱的妇女走在当街叉开腿站下来，用手抓住裙子的下摆往下拉——那情景实在可怕。所以我建议女同志们在选购时装和化妆品时要多用些心，否则穿得随便一点，不化妆会更好一点。
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男人的平常心是一副解毒剂。另外，还该提到女权主义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