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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钱到哪里去了，其意义不大。要问问、钱从哪里来。别的地方不去说。沈天涯在预算处呆了多年，知道昌都市财政收入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和经济成分。近来工薪阶层人员也实行了所得税代扣制，似乎又多了不少的纳税人。可举目四顾，才发现我们的纳税环境是何等的低劣。工厂里的机器都生了锈，工人都养不活，哪有钱纳税？农村里的农副产品都卖不出去，还有好多钱交统筹和提留？个体老板交了钱享受不了纳税人的待遇，拿钱找准靠山和买通税务干部，成本低效益高，把税交给财政有什么好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好收，由财政在工资表上代扣就是，可工薪阶层的工资那么低，又纳得了几个税？
凡此种种，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税收的增长，而财政供养的人却在一天天往上增，财政还不成了地地道道的吃饭财政？而且不是饱饭财政，是饿饭财政。中国是个官本位最严重的国度，都想做官，不想为民。可官谁来养活？还不是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做官的，没有为民的，官吃什么？穿什么？
沈天涯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我国历史上官民之比，西汉为一比七千九百四十五“唐高宗时为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元成宗时为一比两千六百一十三，清康熙时为一比九百一十一，新中国成立时为一比六百，到了现在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一比二十八。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越多，有些地方的官民之比创下了一比九的惊人记录，也就是九个民供养一个官。
再拿昌都市来说，全市包括县区人口一千一百多万，财政全额拨款人数三十八万，差额拨款人数六万，‘靠红头文件收费发工资人数五万，还有银行、工商、税务、邮政、电信等部属省属部门在昌人员，估计也有六万左右，几笔加在一起超过了五十五万。这五十五万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能不能学母鸡撅撅屁股就可下美元欧元，没谁注意过，但人民币是一分钱也下不下来的，都是一千一百万昌都人用各种税费养活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五万跟一千一百万相比，正是一比二十，读过小学的人就算得出，即二十个纳税纳费的养一个吃税吃费的。
第十九章（2）
中国人时下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特别热衷，放个响点的屁也叫着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知谁将这样的官民之比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没有，如果申请的话，人家洋人在膛目‘结舌之余，那是一定会恩准的。
那么官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香港就一个行政长官，连副职都没有，总共一个“港级领导人”。美国联邦政府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就两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多少？“省级领导人”“市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乡级领导人”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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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再看看部门的吏。沈天涯他们经常要研究税收成本问题，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当前全国税官已逾一百万人，而美国税警是十万，日本税警是五万。这就是税收成本。应该说，国人多，税官也多，税收就多，换言之，成本高收益就大，可我国的税收才一万五千多亿人民币，人家美国是两万多亿美元，日本的税收总额为我国的八倍。人家税多税警少，我们税少税官多，这一多一少两相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而问题远不在此。官多嘴巴多，嘴巴光吃空气不行，还要吃饭喝酒。官多屁股多，屁股不仅仅坐板凳，还要坐车。这就是为什么官字要有两个口，上面一个下面还要一个。沈天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嘴巴和屁股吃掉的财政收入高达六千个亿，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天上龙多不治水，地上官多不太平。官多工作多，躲在“脱衣间”里制造出来的工作多，呆在宾馆里设计出来的工作多，坐在小车里构思出来的工作多。工作多，自然就文多，会多，电话多，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怪不得社会上经常用三句话来形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沈天涯想，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多。财政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也是两个字：钱少。
官多钱少，因此该给的给了就给了，该拿的拿了就拿了，该拨的拨了就拨了，如果该给该拿该拨的时候没给没拿没拨，尽管你是法律规定该给的，领导签字该拿的，上面下指标该拨的，恐怕也是过了这座山就没了那道坳，以后就很难说了。如此说来，这钱一定要到了自己单位的户头才算是自己的钱，否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大家于是把眸子鼓得比加大后的乒乓球还大，死死盯住出钱的地方，财政局也就别想安宁。所以沈天涯他们常说，到了十二月，谁想凑热闹看把戏，用不着到什么证券交易中心或是农贸市场去了，就到财政局办公大楼里来好了。
既然该给的该拿的该拨的钱没到自己单位户头上之前，根本就不是自己单位的，那么各单位的头儿和财务处到了十二月，别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只有到财政局来弄钱才是工作，他们于是绞尽了脑汁，不把财政局尤其是预算处的门缝打通不肯罢休。有的到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工作餐，想请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赴宴，只要他们进了包厢，还不酒杯一端，经费优先，红包一揣，拨款尽快？有的去搬市里主要领导给傅尚良和相关处室处长打电话，人家碍于领导的面子，开拨款通知时还不优先考虑？
鉴如此，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的行踪这段时间便变得飘忽不定起来，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谁都知道他们在地球上，却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个方位，更别说请他们去赴鸿门宴了。连手机也是关了机的，另备了一部刚弄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号子的手机，用来进行内部联系和接受主管财税的贾志坚等领导的遥控，以便随时互通情报，及时掌握税收和收费进度，好根据税收和收费入库数，通知守在预算处里的小宋他们开具拨款通知单，而绝不能开空头拨款单，。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
这天上午，傅尚良和沈天涯先找来非税收入处的人，让他们想办法把政法部门的罚没收入款缴人金库，好调剂使用。正在商量，贾志坚的电话打过来了，要傅尚良和沈天涯立即到税务局去。贾志坚分管财政，跟傅尚良他们一样急。掰着指头一数，离三十一日只差十来天了，可市本级的税收还没达到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还有近一个亿没收上来。收入方面不能按预算计划收上来，支出方面却由于干部职工加工资等因素，大大超过预算，这个财政账就是请来数学博士，恐怕也是算不拢的了。
第十九章（3）
两人赶到税务局，贾志坚已经先到了。
税务局是省管单位，省税务部门给他们下达的税收指标是全省的平均增长水平，地方人大考虑地方增支的实际问题，确定的税收预算任务往往比省税务局下达的指标高。但市税务局人财物都归省税务局管，他们当然只听条条的，块块意见可以置之不理。他们的理由是税源枯竭，省里下达的任务都完不成，哪里还顾得上市人大的预算任务数？
税务局的理由说不充分还真充分，t经济形势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市政府和财政局年年跟税务部门打交道，知道他们是留了一手的，就是说他们收上来的税款会留下一部分摆在自己的过渡户头上，不会及时解缴到财政金库里来，要到了年底再跟市政府提要求，市政府给足了超收分成比例后再人财政金库。
傅尚良和沈天涯走进税务局小会议室，税务局刘局长和计划处林处长正在跟贾志坚讨价还价，说今年税收形势格外紧张，别说市人大的预算收入数字无法完成，就是省里下达的指标完成的希望也不大。贾志坚也不拐弯，直问他们的过渡户上还有多少钱没解人财政局金库。刘局长说还有八百多万，马上就入金库。贾志坚不相信，林处长说可以把账簿拿出来给他们看。贾志坚不傻，知道账簿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设的过渡户也不是一个两个，人家不可能全给你看。贾志坚就问他们今年还能收多少上来。刘局长哭丧着脸说，顶多还能收三千万上来，还要看企业的工作做不做得通。
贾志坚没再说什么。他知道多说没用，带着傅尚良两个上了人民银行，让裴行长和金库处楼处长调出金库数看了看，这几天进账不多。中午几个人就在人民银行的内部招待所里休息了一会，下午又进了金库处。楼处长打开电脑，刘局长那八百万元已经划了过来，金库数才稍稍好看了一点。关了电脑，几个到招待所小会议室里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跟顾爱民汇报一下。找到顾爱民，他沉吟了片刻，说他有一个办法，新上任的省税务局长是他的老乡，给他打一个电话，要他给昌都市税务局施加点压力。
大概是顾爱民这个电话的缘故，。第二天刘局长自己跑到了人民银行，向贾志坚几个发了一通火，看样子可能是在省税务局长那里受了点气。贾志坚没理他，知道不怕他发火，就怕他不发火，他一发火，就说明有戏。
果然第三天税务局又划人三千万到金库里。接下来的几天，贾志坚带着傅尚良和沈天涯一伙到税务局去跑了几趟，刘局长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下，不得不又交了两千余万。这样一来，按省税务局的指标，市税务局的任务只差三千多万了，只是离市人大通过的预算却还差四千五百万。
离三十一日只五天时间了，这天非税收入处也入了一千五百万元到金库里，傅尚良和沈天涯就跟贾志坚商量，是不是把欠拨单位的预算指标拨出去，免得财政局办公大楼被人挤垮。贾志坚说：“你们把欠拨的预算指标数算一下，先给我看看，再决定怎么拨。”
这个数沈天涯早就是算好了的，当即把包打开，拿出来给贾志坚过了目，还说：“金库里现有的资金刚好够拨预算指标的。”贾志坚眼一瞪，说：“你的意思是金库里的钱一分不留地都拨走？”沈天涯不敢吱声了，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没水平。贾志坚说：“亏你们在财政部门呆了那么多年，金库里的钱都拨走，不留一点，我贾志坚答应人家的就算是放屁，町欧阳书记和顾市长他们签了字划了押的还算不算数？”
沈天涯当然明白贾志坚的意思，领导尤其是欧阳鸿顾爱民和贾志坚三个签丁字的报告，那是一定要兑现的，金库里再没有钱，也得给他们预留下。三个人立即商量了一个方案，把金库里的钱拿出三分之二出来安排预算指标，安排不下的，再到税务局去挤牙膏。
接下来，沈天涯回到处里，守着老张小宋他们开了一天拨款通知书，把重点部门比如市委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