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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撇开其他不谈，西方文明毕竟也是一种观念体系，而观念的力量远胜于军舰。当欧洲的军舰进攻天津塘沽炮台①、1900年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走在北平街头的同时，西方的观念也正从根本上猛烈震撼着这个王朝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一如其他的文化变革时期，起领先带头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之邦，在接受西方的工业成就之前，先去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观念的引进是如此重要，使得皇朝与文明面临灭顶之灾。
『①原文如此，一般称“大沽炮台”。』
本世纪初的“义和拳”运动和八国联军掠夺北平，恰巧也标志着一个准确而方便的历史里程碑。从此，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文学的渗入，逐渐成为一种坚强有力、不可间断而又潜移默化的过程。10年之内，由于西方政治观念的引进，皇朝宣告覆灭，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共和国作为一种政府的形式没有成功，然而这一点并没什么要紧，只有空想家才会指望它一次成功。要紧的是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进步的和好战好斗的文明，这种文明有着遇异的价值观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进行了挑战，并有吞并它的危险。义和团的失败，则是加快了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此外还有严夏翻译了亚当·斯密①、约翰·斯图尔特·米尔②和赫胥黎③等人的著作；林纾翻译了查尔斯·狄更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尔的小说；梁启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议会政府；孙逸仙致力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新观念的要旨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学者地位的变动，书面语的改革，新鲜术语的引进，文体的革新，妇女的解放，对缠足和纳妾的抨击，孔学、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乡属制度的崩溃；还包括与某些基本文化观念的决裂，如长者和权威、面子、命运、恩宠、法律、特权和平等、政府设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个人对社会的态度等等观念。结果使新旧两代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①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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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
『③赫胥黎（Thomas Henry Ha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著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林纾译成中文后称《天演论》。』
顾名思义，观念冲突的时期也就是知识界骚动的时期。原有观念一经崩溃，整个民族就开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顾四十年来的文化变迁，从激烈的自由主义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强中干的保守主义，从目前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青年到行将绝迹的笃信孔学的一代军阀，人们会看到他们所持的观点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僵尸傀儡们——过去的军阀齐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与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里的许多共产主义青年、与肩负来福枪和背包赤脚行军的湖南女兵相比较，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像他们的外表那样截然不同。从思想陈腐的官员——他们认为自己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要设法使人们保持传统——到具有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的生机勃勃的当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40年来，一个民族在形成，它最终从一个文明之中脱胎出来，故而此处“民族”一词带有一点凄婉的意味。中国过去是一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从“民族”这个词语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中国才可以称作一个民族，一个受过单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团，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和某些共同的道德价值上的准则。然而，它不是一个由铁路、收音机和宣传机构组合在一起，并有良好装备以进行侵略或抵御外族入侵的好战的民族。他们只是一群试图终生享乐以尽天年的姜姜众生，没有人可以对他们这种权利表示怀疑。近十年来，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已倾覆，世界局势一片混乱，不少词语已不再是原来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开始说假话；最为粗鄙的国度也可称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开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装起来抵抗他国，否则就会有灭族之灾；一个民族生存的权利是用枪炮的口径和轰炸机的速度来衡量的；在这种时候，明智的人们就会质问：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处何在？目前的中国则正被引进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并且正在获得一个位置。
然而，中国之进入世界大家庭，并非像一个新发现的亲戚那样去兴高采烈地访问，也不是一种进入和平、繁荣、幸福的“乌托邦”的浪漫冒险，而是一个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闹哭叫的强盗兄弟之中。在家门口，他受到了剑拔鸳张的欢迎。他必须通过这道门，以获得一席尊重与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这个浪子这时犯了犹豫，手无寸铁，脸色铁青，后悔自己曾经有过回来的念头，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连于烟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极度饥荒的土地上，用猪吃的谷糠填饱自己的肚皮，如果他这样想，谁能责备他呢？他认为留连于烟花巷里，也许要比家宴上为一只肥嫩的牛犊争来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参加战斗，成为一个斗士。唯有这个途径，他才能赢得他强盗兄弟们的尊敬。更糟的是，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席之地，回头的浪子不得不继续武装自己。他坐在放着肥嫩牛犊的餐桌前，一手拿着叉子，一手紧握匕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进餐，舍此别无他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谈论中国在这个激烈争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现。
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多少年来，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国人感到手足无措；他们一直犹豫彷徨，企求同情，采取逃避战术；请求别人做无效的调解；在别人失约之后气得捶胸顿足；最后幻想破灭，不得不决定鼓足勇气去面对这个家庭的新气氛。只有这时，中国人才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国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自立于世，于是可以说，他们发展为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起先是凡尔赛会议，然后是国联，最后是同日本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要么被迫起来保卫自己，要么灭亡。
显而易见，这个古老大国芸芸众生的惰性是惊人的，只有遭到外界的一连串打击之后，他们才会有点进步。说句公道话，总的来说，中国并非主动选择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1900年对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极端保守的人们让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于是最终导致了1911年满清王朝的覆灭。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上，中国被自己的同盟国出卖。这直接导致了学生运动，并且标志着年青的中国开始直接参与国际事务，运动还使中国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紧接着的是国联的背叛，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满洲事件中。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最终必须依靠自己。正是自1932年起，中国人才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进行民族自卫。并且还由于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连串骚扰，由于日本一步步地蚕食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中国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经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于是他们的愤懑达到了顶点，最终产生了奋起抵抗的决心。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普遍和深入的抗战决心，都产生于1932年以后的那些年代，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些年月充满了痛苦的愤懑和使人烦恼的幻灭；这也正是笔者当时写作本书时的情绪。这些年月里，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最终走上了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之路，而日本却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些年月里，即使是曾经只身维护1933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这些年月里，中国共产党也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变，是这些岁月的顶峰。最后，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汽，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
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我们在遭受外界侵略时只有保存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
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这个“现代化”是她被迫作出的选择。如果她向西方学到的仅仅是和平的艺术，国民的良好教育，男女老幼更多的享乐，行之有效的防止饥饿、贫穷和洪水的办法以及更多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正直的警察、廉洁的官员、公正的法官、睿智的学者；如果她仅仅是利用西方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振兴自己的文学，重新谱写自己音乐的优美旋律，探索自己的药理知识，并且也许已经对西方的科学和艺术有所贡献；如果中国向西方学到的仅仅是这些，该有多好！即使中国仅仅向西方学了点淘金、钻井、现代广告、商业、工业和赢利，情势也不会如此具有灾难性。然而，西方是用两只手将礼物送来中国的：一只手中是和平的艺术，另一手中是战争的艺术，中国不得不全部接纳下来。中国的农民或许是通过飞掠他们田园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才第一次看到西方文明的传播，通过全副武装的履带坦克才第一次认识西方的机械。科学的先进意味着武器的精良，物理和化学的成就被芥子毒气、达姆弹和长江上日本海军的探照灯所证实。也许农夫的孩子会发誓要现代化，而妇女则面对被蹂躏的女儿和被刺刀挑过的婴儿在混乱和恐怖中哭泣。他们不知道自己个人的不幸都源自远方，那儿的人们为商业的贪婪支配着，而这种贪婪现在则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并且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提拉部落的野蛮与机械武器的结合。
然而，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将自己武装起来，好战并丧失人性。现代世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