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14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15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16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脸以示欢迎。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17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马斯极不习惯这种噪音，无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身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他。”
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爱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马斯圆满的爱以外，很可能，还有着若干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圆满的爱。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在向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着：“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常常想起特丽莎对朋友Z的评价，然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而这一爱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的话，也就不存在。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边了，深深地呼吸着。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时那样，他的胃就跟着开始捣乱。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吸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托马斯除了胃的压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觉不出一点儿同情。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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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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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者企图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