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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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书-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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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生活背后的灵魂困境:冒犯书(精彩章节) 作者:陈希我
陈希我:写作就是与苦难调情
  我大学同年级同学中,如今只剩我一个还在写作了。我要说明一下,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当年几乎个个都做过写作梦或者羡慕过会写作的。我还得说明的是,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写作,不包括写畅销书。
  为什么还在写?每每有人这么问我。实际上写作曾经让我遭受到极大的厄运,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流落国外。但是我又回来了,回来也就回来了吧,很多人以为我会去做生意,或者去当寓公,但是我居然又操起笔来。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为什么偏要去写作?如果说当初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还可以沽名钓誉,可以蒙骗女孩子,可以让自己分配个好工作,可以调动改变命运,现在几乎都捞不上了。写作早已经成了弱者的事业。如果你要一个人被解雇,你就鼓动他迷上写作;如果你要让一个妻子活得很惨,你就让他丈夫成为个作家。
  那为什么还要写?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讨贱。你上瘾了。最初写作的时候还多少自欺欺人地自诩是有什么使命感,到现在逃脱不出来了,才发现,还真有个命中注定的东西,让你只能去写作。这就是性格吧。性格决定命运,你有坏脾气。其实作家就是那种有着坏脾气的人,所谓作家的理想主义就是坏脾气。文学的本质就是跟世俗价值观较劲,跟公共秩序顶撞,对平庸生活的冒犯。文学的美,是邪恶的美,冒犯的美,极致的美。从这点上说,我认同《小说极限展》中对我作品的定义。伟大的文学作品必定是反世俗的,伟大的作家必定跟痛苦有着难以摆脱的关系。人的本性是求快乐的,麻木,遮蔽,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在大遮蔽体。我们人体有一种叫做“阿片样物质”的麻痹物。要是没有它,我们会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血管在奔流,神经在闪射,我们将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所谓吸毒的危害,就是使得这种体内阿片样物质失效,依赖上了毒品里的体外阿片样物质。可以想象,假如我们没有这种麻痹物质,我们的形骸将是如何的不堪,所谓人的尊严,只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骗局。写作者可恶地要揭露它。
  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像飞蛾扑火,明知要毁灭,可是不能自已。像吸毒。所谓“作家是殉道者”,其实只是这样的情形。面对文字,是一种很可怕的审视。我们的生活是经不起审视的。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活?你为什么要去受苦?可是写作已经成了宿命,痛苦成了生存方式,就像牙疼,越是怕疼,就越是要拿舌头去顶伤口,在痛中得到了满足,在痛中得到慰籍。文学就是与苦难调情,从而使痛苦变得迷人。马尔克斯说:“文学是人类腐败躯体上的蛆。”
  那一年在东京,我们看见日本人吃生牛肝,吃得满嘴血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吃法,可怕!但是生肝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好吃吗?它是不是有细菌?吃了是不是会生病,甚至死?那么我们吃不吃?最后,我吃了,简直是强迫,是冒险。我于是尝到了“极限”的刺激。虽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吃生,但不是有人愿意蹦极吗?不是有人喜欢换新的活法吗?都说头脑简单的人是多么幸福,但是谁也不愿意头脑简单。从这点上说,我们都有自虐的情结,因此文学也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了。
  (选自《青年文学》2005年第8期)
  
陈希我:一个作家的诞生
  (代《冒犯书》后记)
  这本书里小说,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用的是《19____年的阴谋》的标题。类似经历的还有《暗示》(原名为《去偷,去抢》)、《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我疼》。感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从那上溯18年,我还连作品都发表不了。那时我17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交作业,我交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17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500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就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出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水深火热”的台湾什么的。我一口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地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具体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它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够奢侈的了。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里,即使是孙老师,也是否还坚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进,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流落到了国外,也还在做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皮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干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点酒,嚎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诞生”一词放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词小用,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零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17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或书商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撤下了《遮蔽》(网络上发表时名为《我爱我妈》)。我被承认的,只是某些方面,我这个作家,也只对应于某些作品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因为它是记录真相的文字,但如果写的是真,可能又不被采用;而写的是假,又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早上,忽然就写起来了。还是写得遮遮掩掩。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1)

  在一个精神正在失去重量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来谈论文学?精神语境的变化,文学的多元化,新的写作伦理的产生,似乎都在分散文学的注意力,谈论文学的公共平台已经消失。当文学被迫置身于一个广大、混乱的消费现场,它是否还有自己需要坚守的精神边界?换一句话说,当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时代里人类精神失败的象征,它的基本使命是否还是为了探究心灵、解释存在?——至少,在我的内心,是一直对文学心存这样的梦想。张大春先生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也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1确实,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奢侈念想,也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一条细小管道。假如文学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文学也就不再处于它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进行穷追不舍的探查呢?存在已被遗忘,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说:“人类处在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2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提醒:“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至于这一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是次要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都把这种可能性理解成了个人经验表达上的新奇和大胆,但我以为,存在的可能性,只会产生于对人类精神的复杂性的解析之中——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照样,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存在的领域。
  强调写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这对于丰富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维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文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文学革命,它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今,再对文学进行任何局部性的改良都已意义不大,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文学整体观”,一种能真正健全中国文学维度、扩展中国文学空间的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并不匮乏在某一个方面(如写实,或者语言实验等)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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