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保姆的离奇遭遇：阿莲的故事 作者：亚非
阿莲的故事 1（1）
厚厚日记本第一页的最上方，清楚地记载着那个日子，那个日子里，我像一只孤单的飞鸟，飞出了家的暖巢，彷徨的孤影掠过苍穹，不知道停歇的方向。
那个单飞的日子是何年何月，我却不想提起，就好像我不想提起那趟专列的车号一样，我只能说，那第一页上歪歪斜斜地记满了激｜情澎湃的文字，那是我在列车摇晃中记下的。记载时的心情就像那摇摆不停的列车，在激动中奔向未知的前方，那里有红旗飘扬，有广场，有长城，更多的是人。
我只能说，那个日子里，我所坐的列车是专列——保姆专列，从小城巢湖开往首都北京的保姆专列。
巢湖，一个过去让我引以自豪的地方，五大淡水湖之一，玉米之乡，人杰地灵的皖中明珠。
可现在，她成了“保姆之乡”了，无数个姐妹搭乘上这趟专列，成了京城里的保姆。
在家乡，乡下的女孩子除了上大学大都进城市做了保姆。我没考上大学，唯一的选择就是做保姆，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得挣钱供他们上学。
没能考上大学，父母并没有多加指责，父亲反而有些庆幸，说谁家谁家孩子考上了，为凑学费到处借债；又说就算考上了，又能怎么样，现在找工作难，大学生太多了，哪家哪家的孩子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去了趟广州，一下火车就被人骗了路费，还是父母上广州，到派出所给领回家的。
高中毕业，对一个乡下女孩子来说，算是文化人了，父母也没多大遗憾了，含辛茹苦地把你从小学供养到高中，已经是尽力了。我当初想坚持再复读一年，否则自己太不甘心了。父母有些为难，两个弟弟都上中学了，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已让家庭四处举债，好不容易熬出一个来，就算没考上，也是一种解脱，减轻点负担。父亲是一家之主，大事得男人拿主意，平常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给女儿做起了思想工作。拿出农村那套道理来，结合自己耳闻目睹到的大学生就业现实，向我灌输放弃复读的念头，让我跟着他们走进庄稼地里，做个地道的农家姑娘。
对于地里的农活，随着进城队伍的壮大，青壮年男女都走了，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中年妇女守家操劳，实在忙不过来，有的庄稼地便处于荒废状态。过去传统的一年早晚两季稻谷，基本上都改种中稻了。偌大的村子失去了人气，而我，一个落榜的高中生，在这片近似荒芜的土地里，是一棵异样的禾苗，萎谢的禾苗。
邻居们出于好心，劝我父母说，让女儿到北京做保姆去，比种地强多了。说得也在理，他们的女儿都在北京做保姆，时常寄钱回家，一年算下来，那是庄稼收成的好几倍，年终不回家过春节，雇主还给加工钱。
父母听后，也曾动心，可征询我意见时，我哭了，我说自己情愿累死在地里头，也不到外面去伺候别人。我读书不多，脸皮儿却薄，觉得保姆虽不是过去印象中的老妈子角色，可终究是看别人脸色找饭吃，我接受不了。因为每年春节，我儿时的女伴们从北京回到老家，大都说些她们做保姆的经历给我听，有的人还掉着眼泪说，再不想回去了。可年初七一过，照样都挎着行囊走了，仿佛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丢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一身轻装，又奔向远方的城市。
那时候，我是村子里唯一的女高中生，她们当时都说我命好，父母有远见，不像她们的父母目光短浅，只知道让女儿辍学尽快当劳力使唤。她们羡慕我，说以后考上大学进了城市，那才是真正的城里人，她们虽身在城市，却始终是编外人，是打工妹，是伺候别人的小妈子。也有人在大学老师家做过保姆，在说到大学校园里的那些女大学生时，无不流露出羡慕之情，好似我的明天就是属于大学校园了。
可命运偏偏安排我回到了庄稼地里，我将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将汗水洒在夏日的骄阳下，栽下秋天的种子，又在冬雪皑皑的日子里等待春苗的破土发芽。
落榜后的那半年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夏天收割稻谷，秋天忙于收摘棉花和花生。整日忙碌于农田之间，曾经握笔的手划出一道道口子，曾经坐在课堂里的身躯佝偻成阳光下的弧影，我像一只蜕变中的知了，经受着肉体的煎熬。
阿莲的故事 1（2）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尽管很辛苦，但也很充实，好似将书本里所有的失落都化作了汗水，反馈给大地，然后期盼着大地重塑出一个自我，一个农家姑娘。
然而，等到了冬闲，无事可忙时，望着村子里晒着太阳闲聊的人们，我感到分外的孤独，感觉自己无法适应这样的宁静，煦暖的阳光能照出我的影子，却无法温暖我心头的冰凉。白天我无聊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一呆就是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看小说打发时间，整日闷声不响的，不知自己的归宿在哪儿。从前熟悉的村庄也变得陌生了，我仿佛成了一个外人，感受不到它的亲切。冬日里，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手里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在平凡的文字里，我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农家女孩，从中咀嚼出苦涩的精彩。
好不容易到了春节，在外打工的男男女女们又都回来了，村子才热闹了起来。我刚放松下来的情绪很快又绷紧了，因为父母开始帮我找对象。一个上不了大学的女人，在乡下很快就要被物色婆家的，让你彻底安分守己，成为人妇。
按照乡俗，上门相亲的小伙子要带见面礼的，我坚决反对父母接受这样的俗礼。争执下来，父母最终妥协了，我的意见是：可以见一面，但不能收礼金。初二那天，媒婆领着一个年轻小伙进了门，那男子看上去很斯文，脸上架着近视眼镜，西装革履的，像个读书人。
这媒婆是四乡八邻中有名的媒婆，别看是中年妇女，门路还挺广，听说经她介绍的村姑嫁到城里的，也有好几例。从农村嫁到城市，门当户对的旧俗是被她打破了，自然成了名人了。这不，知道这家姑娘是个高中生，投其所好，就把戴眼镜的领上了门，也算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
一家人招待客人吃饭时，媒婆正式介绍了他，才知道他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早我几届，当年高考考上了大专，后来不知为什么中途退学了。原因不好问，媒婆只说他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开小吃部，生意不错，几年下来积攒不少钱，家里都盖上楼房了。小伙话不多，有点腼腆，是个老实人，说话没有媒婆那般夸张，说自己在大学卖早点和夜宵，起早贪黑的，挣点小钱很辛苦。看上去人很实在，父母觉得他人品不错，私下问我感觉怎样。我说，人家在北京大城市做生意，我一个种地的怕高攀不上。
我算是回绝了，根本没考虑对方是否适合，没有理由的拒绝。我根本没心情打理自己的婚事，对我来说，那实在太遥远了。这场见面很冷清，媒婆显得很扫兴，跟我父母唠叨着，说你家这丫头眼光高着哩，书念多了不见得就是好事。临走时，那小伙跟我私下聊了几句，说他也是领父母之命来相亲的，自己还没想到娶媳妇的事。不过，有句话倒是打动了我，他说像我这样的，没考上大学老呆在乡下也不是个事，应该想想出路，去外面走走，开开眼界，谋个事做总比蹲在地里强。他道出自己的理想：将来等钱攒足了，就到县城里买套房子，开个饭馆。
他话虽不多，却透出道理来，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成了井底之蛙，离开学校才半年，我的视野只局限在村外的一亩三分地上了。我便问起北京来，在那找工作容易吗？他说那地方人很多，天南海北的，在北京的老乡也不少，有做小买卖的，有像他这样卖小吃的，只要肯吃苦，赚钱的机会是有的，在北京安徽老乡中的女孩子大都做保姆，北京人很文明，不歧视外地人，就算是做保姆的，也同样能得到尊重，都是靠劳动吃饭。最后他还提到某某也是保姆出身，现在都开公司了。
他的话让我开了眼界，涌起想到外面见见世面的冲动。他将手机号码告诉了我，说以后若是到了北京，给他打电话，他呆了不少年，比较熟悉，到时候需要帮忙只管说一声。
相亲一场非但没让我死心塌地将自己交付给一个陌生男人，反而触动了我早已按捺下的不甘心，我开始心动了，憧憬中的北京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阿莲的故事 1（3）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在京打工的保姆们都来我家里串门，得知我没考上大学，都过来安慰我。她们都是我孩童时的好姐妹，大都是初中辍学的，有的小学都没毕业，大家都劝我跟她们一道上北京，先去看看，不一定非要做保姆，摆个地摊也能赚钱。听她们的口气，一个高中生做保姆实在是可惜，即便我没考上大学，也不至于跟她们那样伺候别人，有知识就多份机会，相比之下，只要我到了北京，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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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春节几天里，人们大都是在串门中度过的，离开家乡一年的打工者回到村里，自然要在村人面前多讲讲在城里的非凡遭遇，浮夸卖弄间，迎来留守人的羡慕之色，也满足了他们农民式的虚荣。
那段时间里，也有些男人来我家串门，给我父亲递上一根牌子响亮的香烟，坐在那里就侃上了，见多识广，也就油嘴滑舌了，好像从他们嘴巴里吐出的都是神仙般的生活，逍遥自在，不劳而获。他们有的卖衣服，有的干建筑装修工，更多的是卖小吃，个个得意洋洋的，指手画脚，滔滔不绝，竟然说读书上大学没大用途了，那人才市场上找工作的大学生多如牛毛，并说那些大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工作没找到，跑到他们的摊前吃的玉米馒头可不少，哪里人才多，他们的三轮车就往那里蹬。好像北京满地都是人才，又满地残留下玉米包子皮，将钞票塞进了他们的口袋里。说到即兴处，居然动员我的父亲别让儿子上学了，到北京蹬个小三轮也比种地强。
父亲总眯缝着眼不吭声，说到自己儿子时才插上一句：不能半途而废呀，毕业再说吧。
尽管知道他们的话很是夸张，可我也觉得自己是鼠目寸光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至少他们走出去看到眼里了。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仅浓缩在电视屏幕上，我所到达的最远城市也就是巢湖，巢湖之外的事真有电视画面上那般精彩吗？真如他们所描绘的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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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2
前些年的春节，我一般不去亲戚家串门，常用看书来搪塞家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呆着过完寒假。在乡下的亲戚中，舅舅为大，这个春节我去了趟舅舅家，就在隔壁村。表哥夫妇都在北京打工，我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表哥是个直性子，有一说一，从不遮掩，他的话会让我更理性。
表哥是北京工地上的建筑工，每逢春节他都回不来，因为年关是讨工钱的关键时候，他们要守在工地上等一年的工钱。表嫂通常是一个人回家过年，她就是做保姆的，工钱比不上表哥，但能每月按时发放，所以每年春节也算是赚到现成钱了。听母亲说，表哥在北京常受媳妇气，原因是他每月从工地上领到的零花钱太少，又爱抽烟喝酒，经常让老婆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