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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赵老师只适合拿教鞭，也体现在家庭矛盾处理方式上。宁医生对男人无端猜疑确实属于无理取闹，但引爆火药的导火线在于赵老师的辞职。作为女人，宁医生无法忍受自己男人的独断专行，自己打碎手里的饭碗。一个家庭的矛盾就是两面性，男人自视为强大能抵挡一面，而舍弃了女人的那一面，根本不在乎女人的脆弱一面，而正是这脆弱往往能很敏锐地觉察出男人的致命弱点。宁医生肯定看出了自己男人的迂腐，迂腐之人常怀揣不现实的梦想，疲惫于现实，自己男人没日没夜地敲击键盘就是最好的佐证。宁医生正在为飘忽中的家庭而担忧，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将男人辞职生硬地加在欧姓同学身上，引申出男女之事来，结果自然触发了男人容忍的底线，代价是两记耳光。矛盾焦点是辞职，而不是第三者。
耳光可能让宁医生恢复了理智，反思之下，她没再追究是非对错来，这是宁医生高明之处，大凡对自己女人出手伤害的男人，都会忏悔，除非他对这女人毫无感情了。从他追随到院子里跟孩子说话，可以看出他想主动言好，想跟老婆套近乎，孩子在夫妻间充当缓冲的媒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宁医生也一样能接受这种方式，所以回到屋子里时，两个人对着孩子很快就说上话了。可问题是，执拗的赵老师竟然还是辞职了。
阿莲的故事 48（1）
宁医生一听赵老师已交了辞职信，明天就去办理手续后，彻底傻眼了，不哭不闹了，可眼里全是泪水，最后将孩子交到我手里，无声地回了卧室，过了很久，里面传来压抑的号哭声：往后可咋活啊……
我忙向赵老师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去里屋。
赵老师不情愿地念叨一句：不就辞职吗？教师有啥好的，吃不饱，饿不死，我早就不想干了。
里屋传来赵老师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一定在公司闯出名堂来，干好了，一个月就能挣来教师一年的工资。
男人的誓言总是很动听，恋爱前为规划两口小家，结婚后为规划三口大家。都让女人怀揣着期望，过起平淡却又不失奢望的平凡生活。
生活在平淡中一天天过着，在这个小四合院里，住着10口人，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打发着每一天的生活，就如同房东大爷手里的弹球，在循环中旋转，有摩挲，也有响声。
北屋多了点笑声，孩子会走路了，也会叫出爸妈了，只是妈妈的尊称有时也套用到我的头上，尽管是个赝品，我也时刻专心履行一个保姆的职责。赵老师的变化最大，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习惯，每天夹着公文皮包，穿着西装，皮鞋也擦得很亮，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院子角落休眠了，他也挤公交上班。同样的变化是：赵老师戒了烟，而键盘的敲击声更加悠长了，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
赵老师早出晚归，宁医生更是没时间，买菜的任务落到我身上，好在不远处有个零散的卖菜地摊，菜样不多，可比较新鲜，有时候实在没空，我会提前一天跟老乡小吴打声招呼，让她去菜市场买菜时顺便代劳。虽说赵老师改头换面了，赵家的生活也没大改善，有时候宁医生会讥讽一句：到年底我看你挣不来以前工资的一半。
北屋夫妇为了平淡的生活而繁忙奔波着，我这个保姆也真正领会到做饭带孩子的辛苦，好在中午雇主夫妇都在单位吃饭，午饭我一个人很容易打发，赵老师把做好的拉面放在冰箱里，放上几棵青菜做拉面吃也不耽误带孩子，可跟在警察家相比，我属于重苦力了。
今天东屋的小媳妇没像往常一样跟丈夫去外面烤红薯，东屋小两口一向是早出晚归，我很少跟他们照面，他们像是属于这京城黑夜的人，将所有的时光都打发在那辆三轮车上，随轱辘而转动。我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练习走步时，小媳妇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拨浪鼓到了我身旁逗着孩子玩。她看上去跟我年纪相仿，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皮肤黝黑，是典型的村妇形象。我们一边逗着孩子，一边说着话。我问她今天怎么没出去。她说身体有些不舒服，这几天老想吐，怕是怀孕了。女人在知道自己有身孕时，一般都会欣喜，有种即将成为人母的自豪感。但她却愁眉苦脸的，看不出一点高兴的样子。看在眼里，我也没想多问，她自己小声跟我说：我们还没结婚哩。我明白她忧愁的原由了。在城市未婚先孕那是新潮，可同样的事搁到乡下，那就是丑闻了，挺着肚子出嫁，即便在现在的乡村，那也是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就赶紧结了呗。我说。小媳妇摇头说，他们家连个睡觉的炕都没有，咋结啊？一大家子四代人挤在一个小破窑洞里。未出家门前，我一直以为家乡贫瘠的土壤让人看不到希望，可等进了城，我才发现家乡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贫穷，至少能填饱肚子，住上瓦房，而听到耳里的才是真正的贫困，肖老师描述的大山，小媳妇说到的窑洞，让我感受到大江南北的另一片土地上的贫瘠，也正是为了逃避那些贫瘠的土地，人们才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遍地黄金的混凝土里淘金。殊途同归，小媳妇开始埋怨起自己的男人来，说自己当初也有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西北面馆做服务员，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块钱。可自从跟了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外面卖红薯，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两个人能挣到手的还不到500元。指望这点钱将来回去开新窑洞安家，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了。虽说对男人有抱怨，可在我问起他们怎么认识的时，小媳妇谈起来，一样声情并茂，流露出陶醉：那是个冬天的早晨，他运气太差，刚一上街就被城管逮个正着，结果什么都没了，带着一身霉气坐在我那个面馆里吃早餐。等我过去结账时，他一摸口袋，连5元钱也凑不齐。小声跟我解释说，自己是卖红薯的，没开张就遭遇城管了，才卖出一个去，就3元钱，让我给他垫上两块，明天还给我。我一看他挺老实的一个人，不像撒谎，说话又是老家那边的口音，就信了，没跟老板声张，自己给他付了5元钱，说3元钱留着回去当车费吧。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只当帮老乡一把，也没指望他还钱。可第二天一早面馆开门，他真就在门旁等着我，还我钱后一直道谢。此后，他成了我们那里的常客，每次过来都送我一个红薯，结果我就被一个烤红薯的拐到这里了。小媳妇的故事浓缩在一个烤熟的红薯里，皮黑但肉香，让我很受感动，也许在这寂寥的都市里，像这类红薯牵连出的爱情故事，给许多异乡人带来一丝色彩，苦涩里透出甘甜来。
阿莲的故事 48（2）
中午吃饭时，她执意让我跟她进东屋，她说自己老反胃，煲了红薯稀饭，让我一道吃。东屋跟西边的布局差不多，只是乱糟糟的，满地都是腐烂了的红薯。她说天气热了，买来的红薯容易变质，又舍不得扔掉，挖去坏的部分，还可以做稀饭吃，让我别见怪。稀饭做得很地道，甜丝丝的，我一连喝了两大碗。在我喝稀饭时，她帮我接过了孩子，说宁医生刚开始准备叫她过去带孩子的，可自己的男人没同意，说再苦再累也不能给人家当保姆，情愿卖红薯，真是死心眼。听到这话，我口里嚼出苦味来，他男人对保姆的贬低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样是劳动，保姆却不如一个烤红薯的。小媳妇吃完稀饭，又跟我谈起身孕来，说要不要孩子自己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我可不敢乱说，让她直接找宁医生，她是医生，就算不要孩子，也要向医生讨教主意。小媳妇摇头说，这院子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她不想让别人笑话。特别是西房那两个女人，也包括宁医生，她只告诉了我，相信我不会张扬出去。她望了我一眼说，宁医生跟我说过，你是个高中生，好歹也是读书人，比我们这些人有见识。这话让我哭笑不得，有见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人家带孩子呢？真不知这话是骂我还是在捧我。她又说，一个高中生能给人家当保姆，说明你比别人有见识，不像我那男人，死要脸活受罪。
不管她怎么说我，在这件事上，我断然不能妄加评判，远远超越一个保姆的范畴。世俗的评判权往往是超俗者的专利，而我，一个保姆，本身就是个俗人。倘若真要我这个俗人说出心里话，我想起母亲过去对村子里发生此事的看法：大小也是个命，打掉孩子那可是挖掉女人的心肝啊！
阿莲的故事 49（1）
自从小舒被赵老师当面挫了一回，她没再像过去那样过北屋蹭饭，也可能是赵老师工作繁忙，很少在家，她不好意思跟一个保姆讨饭吃。赵老师另寻捷径，弃暗投明，让西屋两个女孩子的明星梦破碎在院子里，再也神气不起来。原来她们是指望赵老师的剧本能承载着她们梦想，化为胶片里的影子，成角成名，就好似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同舟共济，死活也拴在一起了。北屋的隐身而退，使西屋笼罩在绝望中。阿月的呕吐声时常响彻西北角落，打破院子里的宁静；而小舒也不再挥舞木剑扭动身形了，完全沉睡在那小窗户下。这一动一静，昭示着西屋的春天早已过去，烦闷的夏天提前降临了。
石榴花落结果，院子里也响起了知了的嘶鸣，春色已无，骄阳似火。东屋的轱辘声也再没转起，那小两口回窑了。小媳妇在和南北两屋人道别时，肚子也已隆起，她在男人的搀扶下迈出院子大门时，回头说了一句：这里的夏天太热，还是咱窑洞好，冬暖夏凉。
这院子唯一没变的节奏是房东大爷手里的弹球，他把玩着日复一日的节奏，抬头仰望着那石榴果子，叹出一声来：东屋又闲置了，也好，落个安静。
辞职下海的赵老师始终未能得心应手，就好像他自嘲过那样：到今天还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水，夏天里不好过啊。郁闷中的他时常对着电脑发愣。那上面密密麻麻的铅字就好似深深的胡同，他兴冲冲一头扎了进去，还没找到出口，就钻进了死胡同出不来了。他也佩戴上了手机，便于宁医生在他深夜未归时掌控他的行踪。一回到家里，他总抱怨老婆一句：正谈项目哩，没事打啥电话。宁医生则挖苦一句：不是文字工作者啊？谈起项目了，小姐项目吧，西屋两个妖精不是现成的吗？
有一天傍晚，瞅准宁医生上夜班的空当，赵老师领回了一个贵妇人，穿金戴银的，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往院子里一站，好似石榴花重开在夏天里，满院生辉。贵妇人一进院子首先吸引了西屋的目光，两个女孩子浓妆艳抹，正准备出门去，见到老学究赵老师的身旁多出一个贵妇来，实感意外。阿月口无遮拦地嘲弄道：谁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人家不写书了，照样能傍得美人归。我说咱赵老师每天都红光满面的，原来是这样啊！
赵老师赶忙凑过去，严肃地说：可别乱说话，我大学同学，现在是我老板，等会儿你俩上我屋子一趟，有事商量。
两个女孩子都吐了吐舌头，小舒忙冲那女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