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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米纳始终同时髦背道而弛，她带回了六箱过时的衣服，名牌服装并没有使她动心。隆冬季节，她到巴黎故宫去参加无可争议的高级服装之王沃斯的服装展销会，唯一收获是患了气管炎，卧床五天。她认为拉菲雷里不是那么野心勃勃和贪婪，她的明智决策是把旧货店里她所喜爱的衣服抢购一空，虽然丈夫谈虎色变地发誓说那些是死人的衣服。同时，她带回了许多没有商标的意大利鞋，她认为这比菲雷那些闻名退还的光怪陆离的鞋更好。她还带回了一把杜布伊伞，伞的颜色眼地狱之火一样红，使我们那些惊愕不已的新闻记者们产生了许多灵感。她只买了一顶雷包克斯夫人牌帽子，但却买了满满一箱假樱桃枝、她所看到的毡毛做的各种花束、一把一把的鸵鸟羽毛、孔雀毛帽子、亚洲公鸡的尾巴毛、整只的野鸡、蜂鸟，还有无数的稀奇古怪的晒干了的鸟，有的正在展翅飞翔，有的正在张嘴高唱，有的正在垂死挣扎，这些鸟在她晚年的二十个春秋里，使她那些旧帽子不断推陈出新。她还带回来一套世界各国的扇子，每一把都各有特色，无一雷同，适用于各种场合。她还带回来一瓶她从“查里特杂货铺”里的许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气味浓烈的香水，足够她用到春风吹走她的骨灰，但她只用了一次就不用了，因为换了香水之后使她失去了自我感觉。另外，她还带回来一个化妆品盒，那是诱人的市场上的最新产品，她是把化妆品盒带到晚会上去的第一个女人，当时仅仅当众涂脂抹粉，就会被视为不正经。
除了以上这些，他们还带回三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叫霍夫曼故事集》在巴黎盛况空前的首次发行；圣马可广场对面差不多焚毁了威尼斯所有平底小艇的那场令人丧胆的大火，他们是从下榻的旅馆窗户里痛心疾首地亲眼目睹的；一月下第一场雪时，匆匆瞥见奥斯卡·王尔德。除了以上这些和其它许多经历之外，乌尔比诺医生还深深保留着一个回忆，由于当时没能和妻子共享，他一直深以为憾。那时他还是单身汉，在巴黎负复从师时代的事情。那是关于对维克多·雨果的回忆，且不说他的著作，雨果当时在巴黎的名声已是如雷贯耳，据说他曾经说过——实际上谁也没亲耳听到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适用于人的国度，而适用于天使的国度。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特别崇拜，我国为数众多的到法国去旅行的同胞中，大部分人都不遗余力地谋求和他一见。有那么五、六个学生——乌尔比诺也是其中之——有一阵经常守候在伊留大道的雨果寓所对面，守候在据说他准会去但始终没有去过的咖啡馆里，最后他们以里约内格罗的宪法天使的名义，书面请求安排一次私人约会，始终未见回音。有一天，乌尔比诺偶然经过卢森堡公园，看见雨果正从参议院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只见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胡须和头发都没有画象上那么浓密，身上那件大衣也似乎是属于一个比他更魁梧的人物。他不愿让一次冒昧的问题毁坏对雨果的回忆，这近乎虚幻的一瞥就足以使他终生难忘了。当他结婚后再到巴黎去，具备更正式地会晤他的条件时，维克多·雨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以聊以自蔚的是，乌尔比诺和费尔米纳共同经历I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堵在圣芳济会大道上的一个小书店门日，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奥斯卡·王尔德正在那个书店里。他终于出来了，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过分意识到自己的身分了，那群人围住他，要求他在他的著作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是想看看王尔德，他那冲动的妻子却想横穿大道去让王尔德签字，因为手头没有书，她认为唯一合适的是签在她那漂亮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长长的，光滑柔软，跟她那新娘子的皮肤色调相同。她确信，一个学问渊博的男人准会欣赏她的这个举动。然而，丈夫坚决反对，当她不听他的劝告硬要那么做的时候，他觉得羞愧至极。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那么你回来的时候就只能看见我的尸体了。”
那是她的某种天性，结婚前一年，她照样大大咧咧地到处东游西走，就跟她从小在阴沉的大沼泽地的圣·胡安省贫民区里逛来逛去一样，仿佛她生来就知道那样做似的。她和陌生人自来熟的本事，使丈夫目瞪口呆，而且她还具备用西班牙语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交流思想的神奇本领。“语言吗，当你去卖东西的时候，那是应该懂的。”她笑着以讥讽的语调说，“如果是买东西，懂不懂倒没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快而且那么欢天喜地就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虽然巴黎阴雨绵绵，她在心中还是爱上了它。不过，当她不胜重负地带着各式各样的经历，被旅行搞得筋疲力尽，因怀孕而昏昏欲睡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人们在港口首先问她对迷人的欧洲印象如何时，她只用加勒比地区隐语的四个字就概括了十六个月的幸福生活：
“更热闹吧。”
第四章
阿里萨在大教堂的庭院里看见怀孕六个月、俨然一派上流社会太太模样的费尔米纳的那一天，就下了争取名气和财富以便无愧于得到她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甚至不顾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就打定了主意，仿佛这件事取决于乌尔比诺医生总得呜呼哀哉。他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如何死去，但却把这作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列入了计划，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张扬地等待，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
他从头做起。他不经通报就来到了叔叔莱昂十二——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表示他愿意听从差遣。叔叔对他随随便便就放弃了在莱伊瓦村当电报员这份美差颇为不满，但他相信侄子的话，人不是从一出娘胎就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地自我脱胎换骨。另外，哥哥的遗孀又在头一年里死去了，带着终天之恨死去了，但没有留下遗产。于是，他还是给了这个浪子侄儿一份差事。
莱昂十二的决定是独特的。这个黑良心的商人躯壳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疯子般的脾气，他可以在瓜西拉的荒漠中泉水涌流般地吐柠檬酒，也可以用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这黑暗的坟墓里”使人们在葬礼中哭得惊天动地。他一头想发，厚嘴唇象农牧之神那样向前突出，再添上一把七弦琴和一顶桂冠，他就跟基督教神话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君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经管他那些百孔千疮的仅仅因为死神的疏忽而仍然浮在水面上的船只和处理河运中日益繁重的各种问题以外，他把全部空余时间用来丰富他的抒情歌曲。在葬礼上唱歌，是他最喜爱不过的事情。他的噪子跟划船的苦役犯似的，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唱来很是动人。某人对他说过，恩里科·卡卢梭的声音可以震碎花瓶，多年来他一意模仿他，甚至想用声音震碎玻璃窗。他的朋友们给他带回在世界各国旅行时找到的最薄的花瓶，专门组织晚会，以便他最终实现他的最高梦想，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不过，就象伟大的卡卢梭震碎两耳细颈玻璃瓶一样，他那雷鸣般的声音里有一种柔情，可以震碎听众的心，这就是他在葬礼中备受欢迎的原因。只有一次，他异想天开地唱起了“当你升上天堂”这首美国卢锡安纳州的优美的催人泪下的挽歌时，被牧师喝住了，牧师无法理解这种宗教改革。
就这样，高唱低吟着意大利那不勒斯歌剧和小夜曲，他的创造能力和战无不胜的事业心使他成了内河运输最繁荣时期的彪炳显赫的人物。跟已故的两位兄长一样，他是白手起家的，虽然带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没有人认领过他们，他们都发迹到显赫的程度。他们是当时所谓“柜台显贵”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商业俱乐部就是“柜台显贵”们的庇护所。然而，即使在拥有可以过着跟他模样相似的罗马皇帝的生活的资本时，为了便于工作，叔叔莱昂十二仍然领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住在老城，过着节俭的日子，挤在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却无法去掉人们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贪心不足的恶名。他唯一的奢侈就更简单：一幢离办公室二西班牙里的海滨房子，里面除了六条手工做的凳子、一个水瓮和一张挂在阳台上以便星期天躺着思考问题的吊床之外，没有别的家具。有人说他是富翁，但谁也没有他自我形容得确切。
“富翁倒不是，”他说，“我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是两码事儿。”
这种古怪脾气——某人某次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赞扬它是大智若愚——使他一眼就看出了过去和今后谁也没有看出过的阿里萨身上的那种东西。自从面色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岁光阴的阿里萨到他办公室去要工作那天起，他就让他经受了可以使最硬的铁汉子屈服的军营式的严酷考验。但他没能使侄子知难而退。叔叔莱昂十二从来没有怀疑过，侄子的坚忍并非源于糊口谋生的需要，也不是继承了父亲的冷峻，而是来自一种爱情方面的野心，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摧毁这种坚忍。
最不顺利的是头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室抄写员，那显然是因神设庙地为他安排的。是特乌古特——他是叔叔莱昂十二过去的音乐教师——劝莱昂十二给侄子找份抄抄写写的差事，因为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虽然看的坏书比好书还多。叔叔莱昂十二对于侄子看坏书这事不予理会，特乌古特也曾经说过他自己是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他还不是唱得坟墓里的石碑都为之潸然下泪嘛。不管怎么说，德国人最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这一点是说准了，阿里萨写任何东西都感情奔放，把正式文件写得跟情书似的。尽管他力图避免，还是把装船货单写得合厌押韵，日常商业函件更散发着抒情气息，减少了权威性。有一天，叔叔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拿着一叠他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函，给他下了最后通谋。
“要是你没本事写出一封象样的商业信函，那你就到码头上扫垃圾去吧。”叔叔对他说。
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最大努力学习商业行文的简洁明了，跟过去模仿时髦诗人一样，专心致志地模仿公证档案里的模式。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空间时间都是在“代笔先生门洞”里度过的，他帮助那些胸无点墨的恋人写情书，发泄积蓄在心中的无法在写海关报告时使用的堆山似海的情话。六个月过去了，他费尽了心机。还是没能把那不可救药的天鹅的脖子扭过来。叔叔莱昂十二第二次训斥他的时候，他服了，但依然有些不识人间烟火。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