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一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夫妻的稳固关系受到威胁。乌尔比诺医生自以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坚实的道德基础，对这种预言只是付之一笑。然而，如今看来，这位朋友倒是言中了。
芭芭拉·林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她是令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纳坦叶卜林奇的独生女。这位新教牧师是个瘦小的黑人，经常骑着一匹骡子到沼泽地的贫穷村落去宣扬上帝，但她所信奉的上帝与乌尔比诺大夫的上帝不同，大夫为了蔑视这位上帝，不愿用大写字体来加以表达。林奇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句法有时不大通顺，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到十二月，她就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他们两年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痛快，因此她没有再婚的欲望。
她说：“我只爱我饲养的那只图尔皮亚尔鸟，别的什么都不爱。”
可是，乌尔比诺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没想到这话是故意对他说的。相反，他糊涂地自问，这么多便利条件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上帝为了以后加倍索取而布下的圈套。然而，他立刻又把这种想法作为神学上的蠢话从脑袋中驱逐出去，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惶惑之中。
快告别的时候，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诊断。他知道，要博得病人的欢心，便必须谈病人的病。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也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亲自来为她作一次更详细的检查。她慌了，可是他让她放心，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只向财主收费不向平民伸手的。”然后，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上写道：“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米纳必将读到那张载有详细的诊断记录。处方及病情发展的卡片。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想起，这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迷人歧途的那些女艺术家之一，然而，地址却使她想到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个牙买加人，而且显然是个黑女人，于是她很容易地排除了她是丈夫喜欢的女人。
乌尔比诺医生星期六提前十分钟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接待他。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即使要参加一场口试，他也未曾如此紧张过。她躺在麻布床上，第一件柔软的丝织混纺衣服，美极了。她身上表现出的一切都是绝伦的：美人鱼般的大腿，令人神魂颠倒的皮肤，迷人的Ru房，洁白整齐的牙齿。她整个身躯都散发出一股健康体魄的气息，这就是费尔米纳在丈夫衣服上发现的那种人体的味儿。
林奇小姐看外科门诊是因为患有一点小病，她非常诙谐地称它为“倒霉的绞痛”。可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症候，因而他触摸了她的全部内脏器官，与其说是认真细致，不如说他别有用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才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她的内脏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那时，他完全陷于欢愉之中，不再是加勒比海岸最优秀的医生，却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搅得六神无主的可怜的人。在他严格的医疗生涯中，只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病人一下子把他的手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说：“您可以干您愿意干的事，但这样可不行。”林奇小姐则相反，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确信医生已不再在为病理而思考时，她说：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象是刚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您以为医生都是无动于衷的人吗？”
她感激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我原先以为不允许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干。”她说。
“您想，一个声誉卓著的男子，居然看上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
“我一刻也忘不了您。”他说。
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可是她报以一阵狂笑，笑声几乎震撼了整个卧室，使他从窘态中猛醒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见到您就看出了这一点，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笨人。”
乌尔比诺医生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林奇小姐要求得到真正的爱，并且既要不损害名誉，又要做到不为人知。她认为，她的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她给了乌尔比诺大夫以引诱她的机会，然而即使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也未能让他登堂入室。她唯一过头的事，就是允许他重复那任意违反伦理道德的触摸和听诊，但条件是不能走得太远。而他呢，由于不能发泄折磨着他的情欲，便几乎每天都去纠缠她。实际上，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太软弱了，没有勇气及时中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下去。他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骑上骡子就出门去。骡背上一边驮着圣经和福音宣传品，另一边驮着食物。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回来。另外，对面学校学生们读课文时，眼睛总是透过窗户往街上张望，他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全部门窗都打开了。他们看见林奇小姐往房檐上挂笼子，教图尔皮亚尔乌读他们的课文。看见她包着一块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美妙的加勒比嗓子也在学着朗读课文。然后，他们看见她下午坐在门厅里独自用英语读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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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选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个时间有可能；十二点到两点午餐时——这也是大夫午餐的时刻；傍晚孩子们回家时。这后一个时间一向是最好的时间，可那时，大夫的出诊已结束，离回家吃饭只剩下几分钟了。对他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的地位。他不能不驱车前往，然而他的车子人人熟知，并且时刻都应停在门口。他满可以象他社会俱乐部的所有朋友那样买通车夫，把他变成同谋，可这又违反他的习惯。因此，当他拜访林奇小姐的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时，穿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敢对他说，是不是过一阵子再到门口来找他，这样车子就不需停那么长时间了。乌尔比诺医生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从我认识你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权当你没说吧。”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口，就休想隐瞒病情了。有时，如果距离近，医生自己走路去，或者另租一辆马车、以避免来自不怀好意或轻率的猜测。然而，这种欺骗于事无补，因为给药店开的处方可以使真相大白。到了这等地步，乌尔比诺医生开的处方也只能真假交错，以维护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永远带着自己病症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车停在林奇小姐的家门口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但是那种欺骗不会持续很久，更不会象他希望的那样，永远这样下去。
世界对他简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一旦首次的疯狂举动得以满足，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不会下决心去冒出丑的风险。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允诺，可是事后，一切又得留待以后再说了。相反，越是想和她在一起，害怕失去她的心理也越发加深了。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困难。他不再想别的事情，只是天天着急地等待下午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取消了其它所有的约会。他把一切置诸脑后，唯独没有忘记她。但是，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时，他就越是恳求上帝让他在最后一刻出个什么问题，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常常以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走向林奇小姐的家。
有时他从街角看到坐在平台上读书的尊敬的林奇先生的棉花似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坐在大厅里，向本区读过福音书的孩子们讲解教义，他便感到高兴。那时，他轻松愉快地往家里走，为自己不再偷情而感到庆幸，但过后他马上又渴望所有的时间都能变成下午的五点钟。
当车子过分显眼地停在门口时，他们每次要在一起长时间地厮混就不可能了。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做法就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林奇小姐一看见他惊慌失措地进来，二话没说，就赶快进入自己的臣室。每逢他来的时候，她早已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穿件肥大的裙子，一条漂亮的带荷叶边的牙买加衬裙，不着内衣，也不着短裤。她认为，这样可以帮他克服恐惧心理。可是，她为使他成功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他气喘吁吁地跟她走进卧室，汗珠象黄豆粒似地从脸上滚下来。进屋时，他把手杖、药箱、巴拿马草帽等一股脑儿地扔在地上，弄得叮当作响，然后便拖着裤子，连上衣的扣子都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在路上，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向费尔米纳吐露隐情，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绝裂。
他没有进晚餐，下意识地在做着祈祷。当妻子睡前在屋里把一切整理好时，他在床上佯装读午睡时翻阅的书籍，他一面捧着书打瞌睡，一面慢慢地沉溺在林奇小姐的不可避免的丛莽中，沉溺在她躺卧着的树林的蒸汽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那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想到的就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这个时间，想到她在等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大不如过去。他承认那只是些症候。这些症候，他在书上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有些上了年纪的患者，原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可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说自己患起了各种疾病，就跟医书上描述的综合症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症候都只不过是精神幻觉罢了。他的拉萨尔博特列雷儿科临床课的老师曾劝他把儿科作为他最重要的专业。因为小孩子是最老实的，只有确实病了时才说有病，他们向医生陈述病症时不会用通常的词语，只讲具体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相反，到一定年龄之后，有时只有症状而无实病，或者是，病很严重，可症状却不怎么明显。他用缓冲剂来为这些病人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暮年，他们对自己的疾病已经习以为常，对慢性病或常犯的小病也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乌尔比诺医生不能理解的是，象他这样的医生，自以为什么都见过，居然征服不了无病怕病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清。更糟的是，他完全从职业的偏见出发，本来可能已经病了，却不相信。还在四十岁时，他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课堂上说：“我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有个人理解我。”可是，到了陷入林奇小姐的迷宫时，他已经不能把这句话当做玩笑了。
他的成年病人的所有实的或虚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