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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你很喜欢这里，甚至有点乐不思蜀了。杨先生。”
杨文峰这才回过头，他看到一粒痣，这粒痣长在那双鹰眼般锐利的小眼睛旁边。
“你好像也很喜欢这里。”杨文峰回过头，继续盯着池塘那边的一群人。
“不错，”那粒痣跨前两步，和杨文峰站在一起，“很有意思，不是吗？”
“是的，很有意思。”杨文峰淡淡地说。
“在这个高墙外面，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有些可以让人理解和接受，有些让人无法理解，更加让人无法接受，有很多时候，我想不通的时候……”
“你就到这里来，不是吗？”杨文峰打断他。
“是的，我就到这里来，眼前这些人可以让我换一个脑筋思考，有时让我豁然开朗。”
“他们是谁？”杨文峰冷冷地问。
“他们是谁，有什么重要呢？”那粒痣叹口气说道，“只要知道他们是疯子就行了。”
“是的，我知道，他们是疯子，否则，我们两人就是疯子了。”
那人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起来，眼角上的痣一闪一闪的。
“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不是吗？”杨文峰冷冷地问。
那人愣了一下，点点头，“不错，他们每个人到这里来之前都有名有姓，有些甚至还大名鼎鼎。喏，你看那边两位，”
那人指了指蜷缩在一棵小松树下的两位军人模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和国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其中一位是军长，十几年前由于拒绝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被军事法庭秘密判刑，呵呵，刑满释放后，我就把他们接到这里……”
杨文峰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两位到这里后就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杨先生能够猜到，他们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我想他们肯定很后悔，因为外面早把他们给忘记了。如果他们当初履行一个军人的义务，那他们现在很可能都是军区司令员一级的首长，我见了他们还得敬礼呢！哈哈……”
“你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只是猜测，或者愿望而已。”杨文峰冷冷地说。
那粒痣嘎然停住了抖动，笑声也停止下来，眼睛开始慢慢收缩，随即一下子放开，眼角又挂上笑容。
“也许你是对的。你再看那位，就是那位把棉袄和短裤搭配在一起的长头发。”
“我看到了，他有名字的！”杨文峰说。
“对，他不但有名字，而且以前还很有名，他是中央级党报的记者，短短几年就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打假记者’的光荣称号。那些年，嘿嘿，社会上造假的人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东窜西逃。但有一次，他败在了一位造假农民的手下。”
“哦，是吗？”杨文峰转转头，表示了自己的兴趣。
“那位农民一贫如洗，结果竟想起使用石灰和一些红薯粉去造假豆腐，这件事在‘打假记者’的追查下终于曝光。那天，带着一群人背着摄像机终于把那位贫农逼到了墙角。那穿着滥衣破裤的老农瑟瑟发抖，但‘打假记者’想起他的假豆腐对消费者的伤害就铁下心肠，当着电视镜头的面，‘打假记者’出示了那位老贫农无法辩驳的制造假豆腐的证据，然后，他挺了挺胸，调整好角度，让自己正面对着那位瑟瑟发抖的老贫农，侧面——也是他最上镜的那一面，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发出了他早已精心炮制好的一连串拷问造假者良心的问题……”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
“是的，他当时声音响亮地问道：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假鸡蛋，假酒假烟，毒粉丝毒火腿……现在你竟然使用对人体有害的石灰直接调制豆腐，你想了没有，就在今天就有一个家庭妇女买了你的假豆腐，她家里可能有两个孩子，那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你良心何安，为了那几个臭钱，你……！‘打假记者’说得义正词严，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说到激动之处，他忍不住用手指着眼前瑟瑟发抖的老贫农，可是这时才发现出了问题。”
那粒痣讲到这里，停了停，杨文峰好奇地看着他，想听下文。
“那老农民在这个电视采访中绝对是配角，特别是当‘打假记者’喊出义正词严的结束语的时候，电视台就希望老农是一个渺小的瑟瑟发抖的满面夹杂蒙昧无知和悔恨交加的表情的脚色。所以当‘打假记者’义正词严背诵自己准备好的稿子时，他并没有注意那老农民在干什么。这时当他用手一指，他才看到，那老农民不但停止了瑟瑟发抖，站直了腰，而且脸上一副鄙视的、大义凛然的样子。这表情一下子让‘打假记者’愣住了。就在这时，那老农开口了，‘你他妈的八子，什么造假，老子是为生活所迫，你在那里人模狗样地发什么鸡八议论，你看看你们电视台，再看看你编的报纸，’那老农也是有备而来，他从身后抽出了好几份那个‘打假记者’所在的中央党报报纸，‘你们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你们电视新闻和你编的狗屁报纸上哪一条新闻是真的？又有哪一条关于农民收入提高了的报道不是假的？什么狗屁GDP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放你们妈妈的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出去乞讨，每年都有多少农民兄弟姐妹因无钱医治可治愈的疾病而死亡，你们这些狗记者，你们报道过吗？不报道也就算了，可是你们却还在那里报道假新闻。老子的假豆腐也许害死一两家人，可是你们的假新闻、假报道，不是正在害死成千上万的农民们吗？我也许毒害了那位妇女的两个子女，可是你们毒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子孙后代，你们他妈妈的八子……’”
“好！”那位眼角有痣的人学得惟妙惟肖，杨文峰仿佛听到了那位造假豆腐的老贫农满口粗言秽语的呐喊，忍不住喝起彩来。
“那提着电视摄像机的人眼明手快，马上把摄像机关掉，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那粒痣心有余悸地说，“可是，我们那位‘打假记者’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报社领导处分了他？”杨文峰好奇地问。
“处分他也不为过，不过报社领导抱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从轻处理了他。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哦，是吗？”
“我估计他在痛定思痛之后，走上了歧路，大概是打假成瘾了。从那以后，他开始把打假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报社和电视台这些宣传机构。”
“哦，是吗！”杨文峰忍不住看过水塘，饶有兴趣地注视了一眼那位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的长头发记者。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杨文峰不再追问，他知道，打假搞错了对象的话，被关到这里一点也不出奇。而那粒痣也没有再说下去，他很怕不识时务的杨文峰追问他，因为他不愿意告诉他，那位‘打假记者’是在疯了之后关近来的呢，还是在关近来之后才发疯的。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也是共和国的秘密！
“了解了他们的经历，再去观察他们就有意思得多，对不对？”那粒痣说。杨文峰不得不点点头，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那个姓郭的大律师，那个广东电视台的眼镜记者和那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又是怎么回事？”杨文峰急不可耐地问道。
第四章（7）
七
那粒痣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看了好一会，脸上露出笑容，随即摇摇头。
“没有想到，我今天碰上了一个知音，这些年你还是头一个和我有相同兴趣的人，呵呵！”
杨文峰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但他忍住了。那粒痣继续眉飞色舞地边指边讲。
“那个律师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师，本来他要是安分守己地当律师赚钱的话，应该会过得很好的，可是他的兴趣却不在普通律师的业务范围里，他专门去接那些并不赚钱的官司，有时甚至免费去为人家辩护。他代表的那些当事人，呵呵，让我怎么说呢，简直是社会的垃圾，是社会主义的垃圾。”
“那些垃圾是什么人？”
“无非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有些是海外偷偷回来的民运分子，有些是代表弱势群体抗争的危险分子，有些是……”
“我知道你说的垃圾是什么了。”杨文峰打断他。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出不起钱，呵呵，出得起钱雇请大律师的人谁还去反对社会主义，对不对？不久，这位郭大律师的生活就陷入了贫困潦倒之中。这当然都是我们计划好了的，我们不会让这样的大律师赢一场官司的，只要他赢一场官司，找他帮忙的人就会多起来，那样他会得寸进尺的。在我们的设计下，他终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那他怎么办？”杨文峰关心地问。
“其实路就在他脚下，他要是执迷不悟，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做了最后的挽救，我手下的公司介绍了一些赚钱的案子找到他，可是，嘿嘿……”
那个右眼角有痣的人停了一下，眼里有那么一刹那露出了不解的迷茫。
“可是，他竟然拒绝了，真是可恨！这些臭知识分子，臭律师，以为在我们的手掌心里还可以搞他们那一套清高？真是有眼无珠！”
“你把他怎么样了？”杨文峰急切地问，其实想一想就知道，这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对象此刻就在对面玩耍，就是杨文峰初次进来时碰到的那个白大褂院长。
“我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他只是执迷不悟，又没有犯法，我们是法制国家，我能把他怎么样？让他自生自灭吧。”
“你的意思是他后来自己发疯了？”杨文峰紧追不放地问。
“是的，这点我可以保证，”那人说，“他后来发疯了，有一天他的思想突然拐不过弯来，我的意思是在错误的歧路上拐不过弯来。据我手下那些暗中监视他的人汇报，有一天，当他接收了一个案子后，他认真地研究了那个回国青年的陈述。之后他突然把自己的法律文件都撕碎，把头发弄乱，然后对着苍天喊道：‘说得好，这年轻人说得好呀！我怎么想不到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哈哈，这位年轻人哪里是罪犯，又何罪之有？有罪的是我这样的人呀，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麻木不仁，每天还穿得人模狗样要去为人家辩护，辩护什么？我这个罪人，却整天要去为那些无罪的人辩护！啊，天理何在？”
黑痣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咽了口口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结果他疯了！”
杨文峰喃喃地说：“疯了好，他要是不疯我才觉得奇怪呢。”
“对，还有一位，就是那位你整天和他在一起的广东有线电视台的年轻人。”男人沉默了一会之后，突然兴奋地指着刚刚从餐厅走出来的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人。那人正是杨文峰当天进来后碰上的给他分享“食物”的年轻人。
“我看到你好几次都和他在一起，那么你应该注意到他的神经质吧？”
杨文峰点点头。“是的，我注意到了。”
“那是职业病！”然后那人问：“你注意到他的双手经常神经质地哆嗦，对不对？可你发现那痉挛其实是有规律的吗？”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的手不是哆嗦，特别是他的右手，其实是很有规律地定向抽筋。”
“哈哈，你观察得挺仔细，不错！”那人笑着说，“接着说。”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