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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斯的行军床边还睡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是国民突击队的战士。那人留了大胡子，说起话来温和又低沉，好像周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白天，他常常跟另外两个国民突击队的战士聊天，散步和吃饭时都聚在一起。但是，汉斯有时也看见老兵独自一人在各种纸片上用铅笔写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有一次，睡觉前，他问老兵写的是什么，老兵说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又补充说：可是不大容易啊。汉斯再也没问他别的什么。但从此之后，老兵总是在睡觉前找个借口跟他聊上几句。据老兵说，在俄国人开进科斯琴［53］的时候，他老婆就死了，夫妻都是科斯琴人；但是，他不恨任何人；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啊，等战争结束后，最好能互相原谅，从头开始。
汉斯问：怎么开始呢？从零开始呗，他慢声细语地用德语说道，口气是快乐的，有想像力。老兵名叫策勒，瘦高，腼腆。汉斯看见他经常在另外两个战友陪伴下在营地里散步。可能是有两个战友比照的原因，策勒的形象有尊严感。一天晚上，汉斯问策勒是不是还有家属。
策勒说：“有老婆。”
汉斯说：“可你老婆死了啊。”
老兵轻声说：“有过一儿一女。也死了。儿子死在库尔斯克会战里。女儿死在汉堡的轰炸中。”
“没别的亲戚了？”汉斯问。
“有过外孙、外孙女，是双胞胎，跟我女儿一起死在轰炸里了。”
汉斯惊叹道：“天啊！”
“女婿也死了。不是在那次轰炸里，而是几天后，因为老婆和孩子而伤心。”
“太可怕了！”
“服毒自杀了。”策勒在黑暗里轻声说，“吃的是耗子药，痛苦挣扎了好几天。”
汉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是因为困劲上来了；他听见策勒最后说了一句：战争就是战争啊，最好忘掉一切、一切、一切。实际上，策勒镇定得令人羡慕。另外，这样的镇定只有再次看见俘虏入营或者又来人在平房里一一检查证件时才被打破。三个月后，轮到询问姓氏字母开头为Q、R、S的人了。汉斯·赖特尔可以跟美国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人谈话了。他们有礼貌地请他正面和侧面站立；然后，就在档案里寻找卡片，卷宗里可能有许多照片。接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问汉斯·赖特尔：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汉斯只好说跟着79师到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多次受伤。
美国兵和便衣想看看他身上的伤疤。汉斯只好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有个说话带柏林口音的便衣问他：俘虏营的饭菜好不好？汉斯说：吃得像国王。那提问的人把这话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都笑了。
一个美国兵问：“你喜欢美国饭？”
便衣把这话译成了德语。汉斯说：
“美国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肉。”
大家又笑了。
那美国大兵说：“说得对。可你吃的东西不是美国肉，是狗食。”
这一次，翻译（不想翻译这句话）和几个大兵笑得几乎跌倒在地。一个黑人士兵出现在门口，带着担心的表情，他问大家跟这个俘虏是不是有麻烦。大家说，没麻烦，关上门，走吧！他们讲笑话而已。后来有个人给汉斯敬烟。汉斯说：我以后再抽。说完把香烟夹在耳朵上头了。接着，美国兵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记下汉斯提供的情况：年龄、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住址、至少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等等。
当天夜里，策勒问汉斯询问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都告诉他了。问你哪一年入伍了吗？问你征兵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了吗？问你在哪个师服役了吗？问了。有照片吗？有。你看见那些照片啦？没有。等到策勒问完之后，就用毯子蒙上脸，好像入睡了；可是，片刻后，汉斯听见他在黑暗里嘟囔着什么。
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来的只有两人。不排长队，不询问。营里让全体俘虏集合。美国黑人士兵检察队伍，从队伍里分出十个人来；然后把这十个人戴上手铐装进两辆囚车。营地长官说，这几个俘虏是战犯嫌疑人，接着，他命令队伍解散，按常规过日子。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过之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了铁路支线。那名军官和火车司机在等着我。我要请他俩吃早饭，咖啡、香肠、煎蛋和热面包。他俩的吃相跟猪一样。我不是。我脑海里在想别的事情。他俩告诉我必须卸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当天夜里返回欧洲南部。我看看他俩的表情，说会照办的。军官说可以指望他和他的押车队伍来卸车，条件是请车站职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我说可以。
我们开始行动。一打开车门，车厢里的臭味让车站上打扫厕所的女工都皱鼻子。旅途中死了八个犹太人。那军官让幸存者们排队。个个脸色不好。我命令把他们带到一家废弃的皮革厂去。我吩咐一个手下的职员去面包房，买下所有的面包分给犹太人吃。告诉老板记在我的账上，快去办！接着，我回办公室处理其他紧急公务。到了中午，有人通知我，希腊列车已经开走了。我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喝醉酒的孩子们在玩球；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也喝过量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还给犹太人找了比较长期的安身之处。有个秘书建议给犹太人安排工作。我问他：去德国吗？他说：就在这里。这主意不坏。我吩咐给五十个犹太人分发扫把，每十人一队，让他们打扫我那座鬼村庄。接着，我去忙主要工作了，帝国几家工厂要我提供至少两千劳工；总部也来函要劳动力。我连着打电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