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呈太子！”
“是！”
跟笔吏交待完，顾成起身走出大营，再次眺望了一遍四周的山川草木。再过十来日，他就将回京述职。以他的年纪，从此就将在南京家中终老。从洪武八年调守贵州开始，除了靖难四年，顾成已在这里待了足足三十五年！想到从此就将与这块土地永别，顾成忽然显得有些伤感。这时，他又回忆起刚才文官说的话，忽然一个念头冒出脑海，顾成不由想道：能否找一条路子，从而彻底消除思州将来再次生乱的隐患？若果能如此，不仅这一回辛苦不至于竹篮打水，而且也算是造福一方，不枉自己镇守贵州半生！想到这里，顾成精神一振，随即沿着这个思路冥思苦想起来。
十二日后，贵州都司的报捷露布送进了北京城。这一日通政司是左通政李暹当值，他接报大喜，赶紧进宫禀报。待快走到西宫门口，李暹忽然想起，今日一早，皇上便率皇室亲族到东苑练武，遂又赶紧打马向东。
东苑顾名思义，位于北京皇城东部。在新皇城的规划中，原燕王府被改称旧宫，其地则统称西苑；而紫禁城以东的皇城，则被开辟成骑马射箭的练武之所，名东苑。永乐八年北征结束后，北京皇城的工程便已大规模启动，但截止到现在，作为宫城的紫禁城仍在营建当中，不过东苑不需要大建亭台楼阁，故建设较快，到永乐北巡前已经完工。李暹绕过热火朝天的紫禁城工地，不一会儿就到达东苑门口。这时，司礼监少监海童迎了上来，李暹从袖中掏出五两面值的宝钞，递到海童手中，道：“烦请公公进去通禀一声！”
海童没有接钱，反而先问道：“李大人此来所为何事？皇太孙特地交待了，皇爷难得轻松一次，没有要紧事的话，就不要打扰！”
“海公公放心，绝对是大好事！”李暹把钱塞到海童手中，又拿出露布扬了扬，笑道：“思州大捷！镇远侯剿平乱匪，这是露布！”
海童一听，才将宝钞收起，笑道：“那不用通禀了，咱家给您带路，直接去见皇爷！”
二人一前一后，不一会儿便来到一个临时搭建的靶场。靶场正前方有一棵两人抱的柳树，这时正有一个小火者爬在树上，拿蘸着墨汁的笔在上面涂色。靶场中央，皇太孙朱瞻基一身戎装，手持一张长弓，正在呼吸运气。待李暹走到靶场边时，柳树上的小火者已经给一片柳叶上好了色，跳回地面，随即飞也似的跑开。瞻基深吸口气，从腰间箭囊中抽出一支雕翎箭，搭到弓上，随即瞄准了约莫七八丈外的那棵柳树。
李暹本想直接走到靶场后面的永乐御座前禀报，但见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看着瞻基，遂也就暂时打住。
瞻基屏住呼吸，把弓拉到满弦，将箭头对准柳树上那片涂黑的柳叶，待确定准了，口中叫个“着”字，手中利箭飞驰而出，准确地触到了那片窄小的涂黑柳叶！
“好箭法！”永乐从御座站起，大声叫好，两旁的侍卫也雷鸣般欢呼。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坐在永乐两侧，见父皇这般，遂也都跟着起身叫好，只不过赵王高燧还显得从容，而高煦则就明显带着敷衍了。
瞻基将弓递给走上来的内官，回头走到永乐跟前，谦虚地笑道：“孙儿的箭只触到柳叶边儿，当不得皇爷爷夸奖！”
永乐爽朗地笑道：“这柳叶本就狭长，尔三十步内能触其边，已是十分难得！”说着，他又对高煦笑道，“方才尔站的比基儿还近五步，却连柳叶边儿都没挨着，看来你这些年没有上阵，武艺是荒废了不少！”
高煦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但立刻敛去，只是讪讪笑着。永乐不再看他，又扭头对高燧道：“轮到尔了！尔这些年在行在留守，这弓马本事应该有长进，看尔比基儿如何？”说着又做手势让人拿弓给高燧。
朱高燧虽已是二十八岁的青年，无奈身形比较瘦小，此时他虽也穿着罩甲，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威风不足。此时听到永乐点自己的将，他顿露出一丝难色。
高燧自忖箭术远不及瞻基，故不愿再出场献丑，但父皇既已开口，他不上又不行。正没奈何间，忽然望见李暹在侍卫人群中，遂叫道：“李大人怎么来了？有事要禀告父皇么？”
李暹本欲待高燧射完再上前禀报，此时被高燧一喊，遂就走到场中，跪下对永乐大声道：“启禀陛下，镇远侯已攻下思州，俘敌三千六百余，田琛、黄禧二贼业已投降！”说着，便将露布拿出高举过顶。
“顾成打胜了？”永乐一听大喜，顿将高燧射箭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身旁侍候的江保上前，将露布接过，转呈到永乐手中。永乐打开露布，扫了一眼，随即递给瞻基他们几个，笑道：“顾成真乃当世廉颇！朕原先以为这仗最快也要打到明年，不料才九月不到，就已大功告成了！”
瞻基立即笑道：“孙儿恭贺皇爷爷！贵州一胜，皇爷爷就腾出了一臂，接下来便可放手教训马哈木了！”
“小兔崽子，反应忒快！”高燧暗骂一句，赶紧也笑容可掬地道：“太孙所言极是！前些日海童出使瓦剌，马哈木还颇倨傲，这次一定要狠狠揍下这老匹夫！”
高煦看着满脸喜色的永乐，心中却是一阵酸楚。去年贵州生乱，朝廷对是否出兵举棋不定，最后在瞻基的坚持下，永乐决定讨伐。当时听说是由顾成带兵进剿，高煦还巴望着思州的险山恶水能累死这个一直支持东宫的老匹夫。孰料他竟这么快就打了个胜仗！此战虽不大，但瞻基却得了个庙算得宜的美名，地位更加稳固。联想到刚才父皇说自己武艺不如当年的话，高煦觉得全身上下拔凉拔凉的！
永乐无暇顾及高煦，他精神抖擞地起身道：“传兵部尚书方宾、户部尚书夏元吉及杨荣、金幼孜至旧宫凉殿议事！”吩咐完，他又习惯性地要叫上瞻基，不过这时高煦、高燧兄弟均在场，永乐稍一犹豫，遂道：“尔等也一道过去！”
众人料到永乐这是要商讨时局，遂也赶紧起身。这时江保已将辇驾招了过来，高煦他们依次登辇，在一众内官侍卫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向西苑而去。
当永乐他们进入凉殿时，夏元吉、方宾、金幼孜三人已在殿内恭候，杨荣这几天一直跟着隆平侯张信在德胜门外的京卫驻营检阅士卒，故一时还未赶来，永乐也不等他。领着大家进入议事阁坐定，正欲开口说漠北的事，忽然司礼监太监黄俨蹑着脚跑了进来，奉上一本奏本道：“皇爷，镇远侯有奏本呈上！”
“不是刚送来露布吗？怎么又有奏本？”永乐有些诧异地接过奏本打开，见里面写道：
“贵州都司都指挥使臣顾成谨奏为抚平思州事：田氏据思州之地五百年，世袭罔替，不服王化，实为盛朝之隐忧也。今田琛虽束手，但根基未除，若再复立其族人为土司，恐仍心存叵测。假以时日，其羽翼再丰，或会重现今日之祸！为思州长治久安计，臣昧死请趁王师压境，田氏衰落之机，革其土司世职，遣流官守其地、治其民，庶几止兵革，化百姓，定思州万世之基！谨具奏闻。永乐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阅过奏本，永乐神态凝重起来。他想了想，将奏本递给离自己最近的高煦，道：“尔等传阅一遍，各抒己见！”
众人遵旨依次传阅，随即心中都是一凛。顾成这道奏疏，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事关国本的重要法制——土司制度。
与中原的流官制度不同，历代朝廷对地处西南的云南、贵州以及广西等地一直采用一种类似部落自治的土司制度。而这种土司制度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首先，西南大都是偏僻闭塞的荒蛮之地，朝廷势力很难触及。其次，当地风土人情与华夏迥异，子民也大都不通礼仪教化，华夏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当地土民与中原汉人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进而引发矛盾和冲突。其三，西南大小蛮夷部落众多，各部都有头领，这些头领世代传承，多已世袭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根深叶茂，在当地颇具实力、威望，朝廷难以剪除。鉴于这些不利因素，历朝历代对这些边远蛮地大都采取羁縻政策，虽名义上纳入中国疆土，但实际上都不直接派流官管辖，而是采取类似封建的手段，直接授予当地部落头领官职，然后再通过这些头领代为管辖当地，这种形式经过多年演化，到元朝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来说可谓有利有弊。首先，这种以承认割据、放松管制力度为前提的羁縻政策，一方面有效避免了蛮夷的激烈反抗，使大量的荒服蛮地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纳入中国疆土，对华夏文明的扩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土司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受到华夏朝廷军事压力，被迫同意臣服的同时，却又不约而同地竭力阻止中原文化在辖区内的传播，以防本族土民在接触华夏文明后心生向往，进而威胁到自身的野蛮统治。久而久之，华夏朝廷与蛮夷土司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土司慑于朝廷的强大实力，一般不敢轻易反叛；但如果朝廷方面施加的压力过大，土司也会利用华夷隔阂煽风点火，发动属民暴乱。对此，历代王朝都颇为头痛，但始终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像这个田琛，虽然被顾成擒获，但其家族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却依然存在，而且思州地处偏僻，风土人情也与中原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下，朝廷通常的做法便是教训田琛一顿，待他臣服后再放回去，或者再从田氏族中选出一个听话的人当土司。
但顾成在奏本中却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这是要直接废除在思州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由朝廷在当地设置郡县，派流官直接管理。换句话说，也就是朝廷势力将直接进入当地，凭借自身的实力，加速推动当地融入华夏。
化夷入夏，这是华夏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方式，历代华夏朝廷都将其奉为国策，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行。从这一层来说，顾成的建议与朝廷的治夷方略是相吻合的。但问题是，这种强势介入，极有可能激化蛮夷与华夏之间的矛盾，一旦因此导致土民叛乱，那对朝廷而言就是得不偿失了。
果不其然，金幼孜首先就表示反对：“化夷入夏，此自为顺天正举。然要推行，还需万分谨慎。化夷之道，最合适的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待到蛮夷知书达礼，尊奉纲常再行收纳，便可水到渠成。现思州土蛮尚不识教化，贸然改土归流，难免招致民怨。依臣之见，暂时还是维持土司之制不变为宜。不过朝廷可携得胜之势，在当地广设学校，选拔贤能，沟通商旅，以田琛时下处境，料他不敢不允！”
夏元吉也奏道：“朝廷好不容易在贵州脱身，若因改土归流再惹出乱子，致使再陷其中不得自拔，那对用兵漠北也极为不利。”
方宾本还有些跃跃欲试，听了金幼孜和夏元吉的话后，顿也打了退堂鼓：“思州毕竟只是癣疥之疾，瓦剌才是心腹之患。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还是舍鱼而取熊掌的好！”
见金幼孜和两位尚书言之凿凿地表示反对，永乐没有吱声，又把目光投向自己的三个儿孙。
高煦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皇位，贵州那点子破事对他毫无吸引力，便随口答道：“但凭父皇做主便是！”
高燧长年留守北京，对朝中事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