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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离开张国昌。”
杨娜秀眉一挑问：“他能放你吗？”
我思忖着说：“通过朱玉林、丁能通这些人斡旋一下试试吧。”
“默，你要是真不当秘书了，我就出国驻外，咱们苦熬两年，也好有个家底。”
我自嘲地说：“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杨娜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该软时不软，该硬时不硬。”
我一骨碌将杨娜搂在身下喘着粗气说：“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硬的滋味。”
佟广真从美国回来后，逢人就讲他在美国的历险记。他走进李国藩的办公室，俨然一位英雄。当佟广真将双手捧着地球的人居奖杯捧到李国藩办公室时，李国藩激动不己，他让陈建样请最好的摄影师在他的办公室神采飞扬地拍了一张怀抱“人居奖”奖杯的大照片，第二天就挂在了办公室。
正在李国藩欣赏着自己灿烂的风采时，佟广真迈着方步走了进来。
“李市长，”佟广真恭维道，“这‘人居奖’杯捧在你怀里和捧在我怀里就是不一样，你看你捧在怀里奖杯闪闪发光，提升了奖杯，我捧在怀里，奖杯不发光，我脸上发光，奖杯提升了我。”
李国藩听罢哈哈一笑，和蔼地说：“广真呐，这次你是受命于危难，为东州市立了一功啊，我代表东州市的老百姓谢谢你了！”
“李市长，”佟广真抱屈地说：“不瞒你说，我在美国过海关时，脱得就剩裤衩了。”
“广真，委屈你了，”李国藩关怀地说，“你这一去美国，我还真舍手，全国市长联席会议这届在东州开，怎么开好，你还得多操心啊！”
佟广真巴结说：“我是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谁让你老兄赏识我呢，用个词这叫领导艺术啊！”
“广真啊，”李国藩深有感触地说，“任何一件事，只要玩成了艺术，就他妈妙不可言、意趣无穷啊！你我的道行离艺术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说完开怀大笑。
佟广真不无感慨地说：“这官场犹如登山，怪不得一位登山家说，登山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它是欲望战胜了理性。”
李国藩赞同道：“干事业就要有一种登山精神，更要有登山的欲望啊！”
佟广真话里有话地说：“李市长，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啊！”
李国藩听出了弦外之音，安慰道：“广真，太悲观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的事在我李国藩心中有数。”
73。彼岸
我不能再和张国昌混下去了，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越来越强烈，我发现最没有意义的就是意义，我有一种呕吐的感觉，是这种呕吐的感觉让我发现我只是在肉体上还活着，我的肉体变成了一堆无用的热情，灵魂却化为一堆复杂的矛盾。早晨，我站在凉台上，发现两边的月亮白亮白亮的，东边的太阳也露出了半个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幻象，只感觉景象奇异，一半是白昼，一半是黑夜，光明与黑夜大概每天都是这样分手的。
上午，我借张国昌在五○二会议室开市长办公会之机，试着拨通了丁能通的电话。我知道如果想离开张国昌，自己开口不行，必须得有一个张国昌信任的有分量的人开口，我思来想去，觉得丁能通最合适，因为经过我再三观察，发现丁能通虽然在表面上圆滑，但实际上是个内有坚守的人，不出格的事做得滴水不漏，一出格就溜之大吉了。这个人如果是坏人，也是坏人中的好人；如果是好人，也是好人中的坏人。这个人活得虽然圆滑，但很真实。更何况驻京办是个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行宫，在那儿干两年最起码也能攒个人脉。
其实，在这之前我非正式地跟丁能通提过，想到驻京办锻炼两年，丁能通以为我开玩笑，这次我给他打电话，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丁能通当真了，他一再问我：“雷默，你真想好了？想到我这驻京办？”
“丁主任，我想好了，这两年干得太累了，我想换换地方。”
“雷默，人家秘书离开领导时，都当个副区长、副局长、副县长什么的，你怎么想到我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了？”
“丁主任，驻京办就在天子脚下，山是高，但离皇帝最近了，混好了，就可以在北京发展了。”
“你小予野心不小啊，好啊，我这儿正缺个得力干将，你要是能来，我就如虎添翼了。找机会我一定向张市长说，不过，就怕张市长不放你啊！另外，杨娜和孩子怎么办？”
“杨娜和孩子最好办了，她早就有在北京发展的机会，都是因为我把她耽误了。她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在外航工作，凭她的资历和才干，到外航没问题。”
“实在不行，我与首都机场王副总说说，让他想想办法。”
“总而言之，我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走到窗前，望着市府广场金光灿灿的凤凰翼，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卡尔杜齐的《撒旦颂》：“一个又美又可怜的精灵，挣脱锁链腾空而起，它飞过海洋，又飞过陆地……”
一上午我都这么心潮起伏地整理着文件，快中午时，张国昌开完会回来了，我随手递给他一封信：“张市长，这是国家建设部发给你的函。”
“什么内容？”张国昌一边往自己的办公室走一边问。
“请你到深圳参加全国物业管理研讨会，还请你在大会上发言呢。”我跟在张国昌身后说。
“好啊，”张国昌打开信仔细看了一遍说，“你给房产局局长龙飞打个电话，让他们先拿出个稿子，然后你和大勇再改一改。去深圳让龙飞带着房产局的业务处室一起去，让朱玉林、林大勇都去吧。”
我发现每次一提到去深圳，张国昌的情绪都这么高涨，仿佛深圳就是天堂，然而在我看来，张国昌再去几次深圳，深圳就可能变成他的深渊。
傍晚我和杨娜吃晚饭时，朱达仁给我来了电话，问我去不去深圳开会，原来这次龙飞到深圳开会，只带了一个处长，就是朱达仁，我们俩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次能在深圳一起开会，都很高兴，朱达仁说到深圳好好喝一顿。
龙飞和朱达仁先行去了深圳，朱玉林、林大勇、龙飞和朱达仁乘坐的是一架飞机，我和张国昌第二天下午才飞抵深圳国际机场。没想到来接机的是罗春虎。
“大哥，辛苦了！”罗春虎满脸堆笑地说。
“春虎，仁杰、凤江到了吗？”张国昌关切地问。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深圳的会跟丁仁杰和李凤江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来这里干什么？难道又要去香港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他俩昨天就到了，我给他们安排在海景大酒店了。”罗春虎一边往后备箱放行李一边说。
“雷默，”张国昌悠哉游哉地说，“你先打个车去会场给我报个到，我不住在会议安排的酒店，房产局的人要是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到深圳市政府办点事。咱们电话联系。”张国昌说完上了罗春虎的奔驰，扬长而去。
我茫然地站了半天，像梦游一样打了一辆车。在出租汽车上，我接到林大勇的电话，说已经和朱玉林秘书长安排好了一切，到也报完了，请张市长不要着急。
我心想，张市长才不着急呢，着急的是我，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会议地点在海天大酒店，我在出租车上就看到酒店门前挂着横幅：热烈祝贺全国物业管理研讨会召开。我一下车，林大勇就迎了上来。他以为张市长应该和我在一起，见我一个人打车来的，当时就愣了：“张市长呢？”
我搪塞道：“下了飞机就被人接走了，说是到深圳市政府办点事。”
林大勇信以为真地说：“这是张市长的房卡，条件不错，是个套间。这是会议材料。”
我也想开了，反正张国昌不在，索性放松一个晚上。
“大勇，”我接过房卡和会议材料说，“房产局的朱达仁是我的铁哥们儿，晚上咱哥仨聚一聚怎么样？”
林大勇爽快地说：“好啊，正想找人喝酒呢。”
深圳的夜晚既潮湿又闷热，在海天大酒店附近的一处露天大排档，我和朱达仁、林大勇喝得满头大汗，索性都脱了T恤衫，光着膀子喝得叫一个痛快。
一晃，一箱啤酒没了，朱达仁又要了一箱，其实我们仨每个人都有一箱的量，酒量都是在官场上练出来的。
“雷默，”朱达仁喝到兴头上突然沉重地说，“开完这个会一回东州，我就调到房产局物业总公司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