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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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 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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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成为张国昌的私有财产的呢?好像我不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回顾起来,我找遍了自己行为举止的细枝末节,不仅检查自己的行为,而且反思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试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各个角度对自己来一次大检查、大曝光、大清洗,经过一番回顾,我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却因为给张国昌当过市长秘书而有了犯罪感,我越想越恐惧,怎么会这样?明明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罪了呢?自己的罪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似乎明白了,谁被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罪的,何况我还给张国昌当过秘书呢!

我矇矇眬眬,似睡非睡地熬了两个小时,头晕脑涨地睡着了,或者说也许是睡着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睡着了,只是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现在如果走出这座楼,会怎么样?

我跃跃欲试地想起来试试,但是好像有一双大手在按着我,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坐不起来。我绝望了,心想,我要是能变成孙悟空就好了,我这么想着,身上脸上就长出了许多黄毛,按我的一双大手掐着我的脖子化作一座高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过来一位和尚,长得非常像李绍光,我高喊:“李书记,救命啊!”

和尚双手合十笑道:“救你不难,只要你回答对了我的问题,自然就得救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快问,快问。”

和尚诵了一句佛号说;“什么是法门?”

我想了想说:“法门就是法的门。”

和尚点了点头又问:“那么什么是法的门?”

我被问住了,和尚笑了,慈祥地问:“想不想看看法的门?”

我连连点头,和尚一挥手中的禅杖,压在我身上的山顿时消失了,我一跃而起,竟然变成了猴子,好奇地问:“师父,你怎么把市府广场的凤凰翼变成禅杖了?师父,只有犯罪才能接近法的门,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到了法的门前?”

和尚哈哈大笑说:“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一下子急了问:“师父,法是什么?”

和尚严肃地说:“法是自审。”

我似懂非懂地沉思之际,和尚化作一股青烟不见了,我一下子被法的门吸了进去,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喊,就听见有人喊:“雷默,雷秘书。”

我突然解脱了,睁开眼睛一看,是大刘在推我:“雷默,睡魇着了吧?”

我一看天已经亮了,我感觉灵魂被煎熬了一宿,昏昏沉沉地坐起来,发现屋子里多了两个人。一个长得膀大腰圆,另一个长得短小精悍,大刘介绍说,膀大腰圆的叫大钟,短小精悍的叫小邱。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钟瓮声瓮气地问:“雷秘书跟张市长几年了?”

我没精打采地说:“两年了。”

小邱心直口快地说:“雷秘书,不瞒你说,我们省纪委每年都能接到一大麻袋张国昌的举报信,这次即使中纪委不介入,我们省纪委也准备动他。”

我试探地问:“你们几个都是省纪委的吗?”

大钟人显得憨厚,他不加掩饰地说:“是的,我们一共六个人,还有老王和老于,我们两个小时一换班,当然晚上除外。”

正说着话,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秃头,气质儒雅;另一个脸上沧桑得很,肤色也黑,我猜这两个人大概就是老王和老于了。这两个人一进门就让大家去食堂吃饭,大刘问我想吃什么?我根本没有胃口,苦笑着说:“随便。”

大刘、小赵、大钟和小邱走了,只剩下老王和老于。至此,我与看着我的六个人逐渐熟了起来。我试探地问了张国昌、丁仁杰、李凤江一的情况,才知道这几个人也是陈建祥打电话钓鱼钓进市政府的,好在他们是正式被双规了,而我只是协助调查。

很快吃饭的四个人回来了,给我带了油条和豆浆,我发现虽说这六个人是两个小时一换班,但是他们六个人白天几乎都在这儿。午饭后,我从他们闲谈中得知,张国昌住在五楼,代号是一号,丁仁杰住在四楼,代号是二号,李凤江住在三楼,代号是三号,不用说我的代号是四号。还知道,张国昌中午吃了油泼羊腿。小赵还鄙视地说,他也吃得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知道张国昌被双规时很镇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对孟丽华说,他能跟组织讲清楚。

我心想,谁能说清楚?古往今来敢说清楚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卢梭,他的一部《忏悔录》几乎使整个人类在羞愧中沉思,张国昌自称能向组织说清楚,我倒相信他有这份能力,但我不相信他有这份勇气,那他为什么这么自信?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这间小屋里,昏昏沉沉地熬了三天,仍然没有人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两年秘书生涯的细节,不知为什么,老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兜圈子,抓不住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张国昌赌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跟着去过,我甚至没出过境,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关于张国昌赌博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俗话说眼见为实,因此我打定主意,即使有人代表组织向我了解张国昌赌博的事,我也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我不知道,我打定主意不害任何人,更不能让别人给害了。

我一筹莫展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二楼的窗户离地太近了,此时拉开窗户跳出去,立即就自由了,我脑海中反复闪现跳下去的方案,几乎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窗户,却只是用食指在玻璃上写了个“人”字,当然是看不到的,但我感觉这个“人”字不是写在玻璃上的,而是写在了我心上。我不停地问自己“人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把我弄到这里三天三夜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审我?”

这时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他们的女儿悠闲地走过来。男的穿着T恤衫和短裤,趿拉着拖鞋。女的一看就是刚洗完澡,卷曲的黑发湿漉漉的,穿着吊带裙,他有软绵缔的手臂,丰满的胸脯,洁白的牙齿,修长的美腿和娇嫩美白的小脚,穿着无带高跟凉鞋,他们的女儿就更可爱了,大约有五六岁的年龄,父母每人拉着孩子一只手,一家人幸福地走着,我这才强烈意识到我失去了自由,可我是清白的,我安慰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清白地失去自由。

看我的这六个人明明是两个小时一换班,每次两个人,可是他们一白天都耗在这儿,轮番进卫生间淋浴,一日三餐吃在这里,我经过细细地品味和观察,才明白,占小便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一旦条件允许,就会从潜意识里被唤醒,从而转化为贪念。

这六个人很善良,没有一个人给我脸子看,我试探地问他们为什么三天三夜了,还没有人代表组织出面审我?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都是省纪委的普通工作人员,是奉命行事,言谈举止中对我充满了惋惜式的同情,这种同情让我内心无比紧张混乱,我知道命运这条船改变了方向,但是并不知道它会驶向何方。

我又苦熬了一宿,思索了一宿,我发现在这间屋子里,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是头脑是自由的,思来想去,我发现一个现象,每熬一天,我的心理负担就重一些,早晨起来,我几乎快崩溃了。这些天我几乎变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的肉体中不停地议论着、争吵着、猜测着,他们争吵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种拖延究竟是为什么?”我发现这种精神困扰已经使我的心理变成法庭不停地审判着自己。

84。一场梦

早餐后,老王将黑白电视搬到了茶几上,老于将桌子擦干净,从别的屋子搬来一张椅子,然后悄无声息地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有五十开外,瘦高个,气质很像是搞材料的;女的四十岁左右,不高不矮,衣着朴素,风韵不俗。

男的一进屋就自我介绍:“雷秘书,我们是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我姓扬,这位是尹处长。”

女的态度和蔼地补充道:“老杨是我们中纪委的老处长了。”

从两个人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杨处长是实职处长,尹处长很可能是处级调研员,甚至是副处级调研员。苦熬了了四天终于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杨处长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家庭住址、宅电、手机号码,尹处长坐在小桌子旁负责记录。

“雷秘书,”杨处长平和地说,“今天找你就是随便谈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处长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从自己考入大学、考研究生、考市政府直到当上张国昌的秘书,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记录着,但直到我介绍完自己,也没发问。我说完后,杨处长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了起来,我四天没抽烟了,接过烟迫不及待地点上火,狠吸了几口。

杨处长一边吸烟一边问:“雷秘书,你对张国昌怎么看?”

一提到张国昌,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自己容易,说别人难,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人家的命运,不能不慎重,见杨处长也是理论工作者出身,便反问了一句:“杨处长,您对信仰怎么看?”

杨处长不解地问:“这与张国昌有关系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有!”

杨处长冷峻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了。”

我用怀疑的口气问:“是真信吗?”

杨处长坚决地回答:“当然。”

我毫不妥协地说:“但我认为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乜不少。”

杨处长未置可否地说:“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过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高度重视。”

我沉重地说:“您问我怎么看张国昌,我的回答很简单,张国昌一向将人分为两种: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张国昌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杨处长颇感兴趣地说:“讲详细些。”

于是我就将张国昌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写党性分析报告的事讲了一遍,尹处长记得非常认真。

杨处长听完我的陈述,接着间:“那么张国昌信什么?”

我尖锐地说:“权力!”

杨处长赞同地说:“我办过许多腐败大案,我发现腐败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崇拜权力,雷秘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毫不掩饰地回答:“起自孔子《论语·阳货》并经后世强化的‘子君子父’忠孝观被视为‘人道’,深人人心,忠孝什么?其实就是权力。忠孝一旦成为崇拜,权力就会转化为神学。这就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根源。”

我的观点杨处长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受到了启发,因为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亮,尹处长也听得忘了记录。

杨处长沉思片刻,淡淡一笑说:“雷秘书,你的观点我会认真地研究的,不过,你把话题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你介绍一下张国昌出国出境的情况。”

我介绍完之后,杨处长和尹处长异口同声地问:“怎么,你没和张国昌一起出过境?”

我坦然地说:“我从未和张国昌出过境。”

杨处长和尹处长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表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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