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机，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10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1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2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3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14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5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6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7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8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9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20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