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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支持司马光的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可见交情已经不浅。为此，苏东坡写过一首诗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了南京的钟山。苏东坡的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就说：“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来。”
不错，这是一个有太多高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高峰毕竟是高峰，都有远江之眺、浮天情怀。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见多么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只出现在宋代。其他时代被人称道的那些盛世政绩，主要有赖于比较开明的皇帝，与君子政治关系不大。
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谓君子政治，可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那里裹卷的权术还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气氛的形成，与文官政治有关，但实际成果又远远超越了政治。
文化气氛是一种处处渗透的精神契约。渗透到细处，可以使绘画灵秀、使书法雅致、使瓷器造极，甚至使市民娱乐也抖擞起来；渗透到高处，可以使东南西北一大群学者潜心钻研，友好论辩，形成一个个水准很高的哲学派别，最终又众星托月般地产生了集大成的理学大师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后，那些高水准的哲学派别开始出现。这个时间值得注意，表明一个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设，浅层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后就能看到，而深层次的成果则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初露端倪。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出来的成果也像样一点。文化的事，急不出来。
像样的成果一旦露头，接下来必然林林总总接踵而至，挡也挡不住了。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黄金时代。宋代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间真是名家辈出、不胜枚举：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终于，一个辉煌的平台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陈亮、叶适等一众精神巨匠，相继现身。这中间还不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此密集的高层智能大迸发，只有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即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才能与之比肩。
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有一种高贵的宁静，企图为中华文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并为这个永恒体系找出一个唯理论的本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让天地万物回归秩序的理由，找到了圣人人格的依据，找到了仁义礼智信的起点。
为此，他在儒学各家各篇的基础上，汲取佛学和道学的体系化立论法则，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获得感性经验的支持，因此用尽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们也只有通过感性经验才能渐渐领悟本原。这样，他就把宏观构建和微观实证的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了，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几座山、堆几座山、扛几座山。这种情景，直到今天想来，还让人敬佩不已。
朱熹长期担任地方官，对世俗民情并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够理解这种高层思维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来越把自己的思维推向无与伦比的缜密与完整。他是这样，他的诸多同行，包括反对者们，也努力想做到这样。这种极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须建立在密密层层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只有宋代，具有这样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于对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层思维之余设计通俗的儒学行为规范，进行教化普及。这种设计，小而言之，关及个人、家庭的涵养观瞻；大而言之，关及国家、社稷的仪态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学付诸实践，使天下万物全都进入合理安排。这种企图，并没有流于空想，而是切切实实地变成了“三纲五常”之类的普及性规范，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在这方面，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这显然是以一个抽象的理念压抑了人性、否定了个体、剥夺了自由。而人性、个体和自由，在中国长久的宗法伦理社会中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
好在这是在宋代，朱熹的设计遇到了强大的学术对手，例如陆九渊、陈亮、叶适他们。这些学术对手所播下的种子，将在明代开花结果，尤其在我家乡的王阳明手上将爆发一场以“心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为近代思维做出重要的远期铺垫。顺便说一句，王阳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同时代人物，他比米开朗琪罗只大三岁。当然，那是后话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纪和公元十三世纪交叉的当口上去世，可见公元十二世纪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灿烂年代。他是在一个中午停止呼吸的，据他的学生蔡沉记载，那时候，狂风大作，洪水暴发，巨树连根拔起，如山崩地裂，其声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后的十年之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人相继去世：一个是陆游，一个是辛弃疾。
提起这两位杰出的诗人，立即又让人想起宋朝风雨飘摇的军事危难。
很奇怪，这种危难其实所有的人都感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在内，为什么一到陆游和辛弃疾身上，才让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这就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区别了。诗人是专门来感受时代风雨的。他们捺不下性子来像朱熹他们那样长坐在屋宇的书架前深思熟虑，而总是亟亟走到廊外领受骤变的气温，观察可疑的天色。他们敏感，他们细致，他们激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衣衫飘飘地消失在荒野间了。人们可以远远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歌吟。
辛弃疾获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后，又听说有关当局严禁参加悼念仪式。他立即起身前往，并致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便是诗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当局严禁，辛弃疾倒未必亲自前往。
这样的诗人，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心灵冲撞，当然远远超过朝廷战将和广大民众。
因此，陆游、辛弃疾不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战话语的营造者。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战话语并不缺少，为什么到了陆游、辛弃疾那里，便达到了难于企及的高度？
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一遍遍诵读他们的诗句，渐渐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他们有理由比别的时代更热爱神州大地，也就是热爱唐宋以来展现的臻于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因此由衷地产生了捍卫的责任，这与古代枭雄死士们的气吞山河很不一样。
其次，他们有参与军事、政事的切身经历，在朔北风尘和沙场剑戟中培养起了一种真正的男子汉气质，这与其他文人墨客们的纸上纵情大不相同。
第三，他们始终笼罩在屡战屡败的阴云中，巨大的危机感铸就了一种沉郁、苍凉、豪迈、无奈的美学风格，这与尚武时代的长风马蹄、纵横九州又大相径庭。
第四，他们深受唐宋文化的濡养，又处于一个文学写作特别自由的时代，在表述万里山河与书生情怀之间的诗化关系上，达到了娴熟、自如、醇洌的境界，这又非一般英雄豪杰的铿锵言辞所能比拟。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拥有了不管什么时候诵读都会心跳不已的那些诗句。
我在动手写作这篇文章前有一个自我约束：千万不能多谈陆游和辛弃疾。原因是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深深迷上他们了，直到今天，他们诗句中有一些东西还会像迷幻药一样让我失去应有的平静。什么东西呢？我前面说了，就是那种要命的男子汉气质。
那么，就让我用最克制的方式各引他们的一首作品，只引一首，然后，再说一句他们两人的生命终结。其实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我还是舍不得跳过。
陆游的作品中我选了这一首：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辛弃疾的作品中我选了这一首：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极文极武，极壮极悲，极梦极醒，又诉之于极度的开阔和潇洒。一上口，浑身痛快。
陆游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了一份这样的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去世时连喊三声“杀敌”，然后气绝。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顶级诗人是这样走向死亡的。
陆游企盼的王师和辛弃疾寻杀的敌人，在历史进程中已失去了绝对意义。但是，这些诗句包含的精神气质却留下来了，直指一种刚健超迈的人生美学。我一直不希望人们把这样的诗句当做历史事件的写照，或当做民族主义的宣教，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学比什么都大，就像当年欧洲莱茵河流域中世纪庄园的大门突然打开，快马上的骑士手持长剑，黑斗篷在风中飘飘洒洒掠过原野。历史铭记的就是这个形象，至于他去哪里、与谁格斗，都不重要。
有的学者说，宋代扼杀了大诗人陆游和辛弃疾，我不同意。陆游是活到整整八十五岁才去世的，辛弃疾没那么长寿，也活了六十七岁。我不知道所谓的“扼杀”是指什么。是让他们做更高的官吗？是让他们写更多的诗吗？在我看来，官不能再高了，诗已经够多了。
我的观点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们万古流芳的人生美学。
宋朝，结束在陆游去世的七十年之后。整整七十年，王师不仅没有北定中原，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对手是谁？也不是辛弃疾要杀的敌人了，而是换成了浩浩荡荡的蒙古军队。他们先杀了辛弃疾要杀的敌人，终于反过身来向王师开刀了。
这不能全怪宋朝无能。我在这里要为宋朝略作辩解：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
宋朝的对手，不管是辽、金，还是西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劲旅，宋朝光靠着《孙子兵法》、抗战激情，确实很难从根本上取胜。至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骑兵，更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旋风，从亚洲到欧洲，那么多国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