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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只是着墨不多，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罢了。但是试想，随口一句戏言，竟可以无限上纲，和洪水猛兽般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来吗？再说，在酒店里的一句话，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异教裁判所难道是天主教会蓄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的猎狗吗？
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没有思想自由，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罪恶累累，令人发指，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创作题材，但是在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这样的题材又有它特殊的敏感性。卜伽丘下笔之际，恐怕很费踌躇，不能不有所顾虑。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戒指”的故事和绝大多数故事不一样，它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萨，不是在意大利，也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古时代的非洲；这是说，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开一些，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耳目。
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一位父亲，为了不厚此薄彼，把三个一摸一样，不辨真伪的戒指交给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祖传的，是族长的权威的象征，其余两个是仿造的。但是谁还能说得明白，他拿到的是真正祖传的戒指呢？结论是：
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他们全部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这问题之难于解决，就象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个判断。
这一段话放在故事中间，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无所偏倚，不落把柄，因此他用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好例子，呼应着故事的开场白，所谓聪明人“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那么可以说，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如果无所谓“正宗”，自然也就不存在“异端”，思想统治，政治迫害，也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因此实际上，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
就批判精神而言，这个海外故事和《十日谈》其他篇幅其实是相呼应的；但是就题材的特殊性而言，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仅此一篇而已。作者再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进一步发挥；神学批判没有能提高为政治批判，——处理这样特殊敏感的题材，作者还有些羞羞答答。同样，写异教裁判所的，也只有第一天故事第六而已。这表明作者的顾虑很大，当时历史条件的还不成熟。这里是教会所设下的一个禁区，作者稍一接触，便不得不回避过去了。
与之相反，作者不惜笔墨，一再用重墨渲染的是一组“修道院里的故事”（或者不如说，“修道院的内幕”）。紧接在“三个戒指”后面的就是“院长的‘苦修’”——全书第四个故事：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本应当受到严厉惩罚。但是在他低头向修道院长认罪的当儿，巧妙地给了院长一个暗示：你别装模作样吧，你自己的手脚并不干净，你也犯了同样的戒律。他终于逃过了一顿责罚。
在“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中，那女修道院院长的形象更其可笑。她匆忙之中，拿起教士（她的情夫）的短裤当作自己的头巾，就往头上一套，来到大厅审问一个犯奸的小修女，她当着全体修女，拍手顿足、声色俱厉地把小修女骂了一顿。还口口声声非严办不可。那修女抬头一看，只见女院长的头上有两条吊抹带，不住地在晃动，心里顿时明白，那位道貌岸然的女院长暗中干的什么好事。于是用一句话就打落了她的威风：“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
可以看得出，对于那个违反教规的小修女，作者并没有谴责的意思，因为那禁欲主义的冷酷的戒律是强加于她的。
很有些闹剧意味的是“哑巴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一）。在一座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里，全体修女，以至她们的院长，从下到上，串成一起。都犯了色戒，合养一个哑巴男人。修道院非但没有坏了名声，却反而让人们相信，由于她们虔诚的祷告和圣徒的恩典，修道院里降临奇迹了。
作者写这些故事仅仅是为了博读者一粲吗？是有意卖弄低级趣味吗？当然不是。这里是作者和腐败的天主教会作斗争的另一个方面。
欧洲人民反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是首先把矛头针对天主教会；而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又往往通过反禁欲主义这一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禁欲主义组成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思想。
为了给陷于极端贫困的劳动人民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他们丧失斗争的意志，永远甘心于被压迫的命运，天主教会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人们对于天堂的幸福的幻想；要人们相信，人世是罪恶的深渊，是苦海；人生的真谛就是忍饥挨饿，禁欲苦修，为了天国的“幸福”而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在全书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连口渴了多喝几口清水，现成为必须忏悔的罪孽。男女的结合。只是为了替神圣的教堂繁殖善良的信徒，好尊荣上帝。这样才好把有罪的肉欲减为轻罪。总之，拿天国的爱代替生活的热爱，拿神爱代替情爱，拿神性否定人性——这就是把贫困、苦难神圣化了的、产生于黑暗的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受欺骗、被蒙蔽的广大人民群众把人世看做了苦海，甘心过着牛马的生活，少数封建特权阶级岂不更可以为所欲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了。所以，在“禁欲”的背后就是“纵欲”。作者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他看透了天主教会玩弄的是什么卑鄙的伎俩。那些僧徒借神圣的名义，“谴责人们心中的淫念，就为了把这班罪徒从女人身边吓跑，那娘儿们就好归他们自己受用”。
请看“愚夫修行”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四）吧：这故事的讽刺性在这一点上形象特别鲜明：禁欲和纵欲，只是一板之隔——在门外，那丈夫听信了教士的指点，彻夜苦修；在室内，那教士就趁机勾引他的妻子。那个精神上中毒太深的愚夫，一心要修成正果进入天堂，却不知道他这种愚行正好引狼入室，把坏人送进了天堂！
卜伽丘写了许多故事揭露天主教会的男盗女娼，对于他，这成了反对天主教的梦欲主义的一种特殊有效的斗争手段。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天主教会时。大胆地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要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不要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幻想中的天国的“幸福”。他真诚地希望，只消把这些精神枷锁都打破了，人们将会为他们新的发现而欢呼：原来幸福在人间！
这一股反对“神性”、“神道”、宗教桎梏的批判精神，在《十日谈》的开头四个故事里，很集中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这批判的精神也在其他许多故事里得到响应。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作者又是怎样正面宣扬“人性”，提倡“人道”，宣传生活的幸福的。其实可以说，作者的批判的火力，正是来自他对于“人性”和“人道”的信念，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
作者显然认为，只要有人的地方，人的天性就会显示出来，不可窒灭，也无从回避。他在第四天开头特地安排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着父亲下山进城，这才生乎第一次看到了一群女人。父亲是个死心塌地皈依天主的教徒，不许儿子去看一眼女人，吓唬说。它们叫“绿鹅”，它们都是祸水。谁知儿子却说道：“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他连“女人”这个名词都不知道，但是他却本能地觉得，在这一天接触的许许多多新鲜事物中，最美、最动人的就是“绿鹅”了。老头儿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宗教戒规要强多了。
作者接着发表的一段感想，充分表达了“人性”必须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可贵的人文主义的思想：
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
假使我们不过于计较“痴女修道”（第三天故事第十）写得太粗野了些，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一篇出色的寓言）在当时显然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人性无所不在，不可窒灭，也无从躲避；哪怕你迎到深山僻野、渺无人迹的荒漠中、一心刻苦修行，也无济于事。一旦“人性”借着一个少女的丰满的肉体呈现在那个可怜的修道士眼前，他就抵挡不住了，只能抛弃他的“神性”，屈服了事。神圣的禁欲主义变成了一个粗野的大笑话，作者的挖苦真是到了家！
作者在许多故事里都写到了人性。“菲莉芭胜诉”（第六天故事第六）虽然简单，却有代表性。从前有一条严酷的法律，妇女犯奸，一律活焚。美貌多情的菲莉芭在法庭上受审时，却神色从容，侃侃而谈。本来是个犯妇，反而成了控诉者，指责法律对于妇女的不公平。她不但逃过了惩罚。而且那条残酷的法律，经过她的指摘，从此作了修改。
这篇小故事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接触到旧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情受压迫的妇女的立场也是明显的。当然作者并不懂得，只有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翻了身，妇女才有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可言，因此在他的笔下，法庭不象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专政工具，倒象是一个表现人文主义者的愿望的“人性的法庭”了（正好和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的“理性的法庭”相媲美）。只有在这样一个“人性的法庭”里，损害夫权的菲莉芭才能拿满足天然的生理要求为理由，竟取得了胜诉。
人性，是人文主义者在反禁欲主义时高举起的一面大旗；人性，是人文主义者审判天主教会的罪行的法庭。而人性，在作者笔下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的爱情上。卜伽丘给予爱情以新的评价，把它看作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纯洁的恋爱是至性至情的流露，无可非议、正大光明，应该受到祝福。
天主教会把任务看作邪恶的肉欲，而人文主义者的卜伽丘却一再在他的故事中表明，纯洁的爱情是人生中的一种积极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