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者说“安息吧”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天主教里的规矩。天主教徒念完了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在死者身上浇圣水，同时念“Reguiescat in Pace！”（据说是“安息吧！”的拉丁文）。并非天主教徒为什么要仿效天主教的殡仪呢？这是三。
死者死了，嘱咐他“安息吧！”有时还要加重语气说“永远安息吧！”这里头包含着多少为死者庆幸，替死者安慰的意味啊！这个意味的反面，不就是为人在世究竟没有多大意思，活一辈子，无非辛辛苦苦，劳劳碌碌，如今好了，你可以享受安息的幸福了吗？这个意味，对死者毫无关系，因为究竟活好死好他再也没法考虑了，可是对活人却大有关系。这是四。
我老是在希望，“某某同志，安息吧！”这句话“永远安息吧！”
六月四日写完
叶圣陶
画龙不点睛
一篇生动感人的报道，一篇针砭时弊的通讯，甚至一封有所揭露的读者来信常常会引起读者的深刻共鸣。但是有很多好文章，读过之后有时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便寻找编辑同志附在文后的短评，或曰编后，或曰后记。短评写得好，或者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主旨，或者对某种精神有所提倡、对某种现象有所鞭挞，寥寥数语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诚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短评和后记是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读者非常欢迎。但是也有的短评，把龙睛点错了地方，或根本没有点上，反而冲淡甚至破坏了正文的效果。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光明日报》5月24日登了一篇采访记：《在一只小小的木箱上》，记载了甘肃省的一个地质工作人员杨联康的感人事迹。杨联康自1973年被诬入狱，直到1978年平反释放，身体被迫致残，但在监狱中五年期间，昼夜俯身在一只小小木箱上，写出了二十万字科学论文，初步掌握俄、英、德、日几种文字。杨联康的坚毅不屈精神是每一个献身于祖国四化的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人读了这篇采访也不禁会问：是谁这样残酷地迫害他，使这样一个好青年沦为残废？这一重要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评论，有权过问。《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也不是宣传知识分子必须“逆来顺受”地去作学问。那么，就让我们读一下附在正文后的《采访后记》吧！《采访后记》的题目是《向四化进军需要这种精神》，四分之三的篇幅也用在宣传这种精神上。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论述知识分子受迫害，说“如果我们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明确，把他们真正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杨联康怎么可能被迫害致残呢？甘肃省地质区域地质队和杨联康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技术人员，对这点深有感触。他们说，杨联康受迫害的最初起因，只是和当时队里的领导干部有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出了框，出了格，因此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制服他。不是爱护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是要他们服服贴贴。这种精神必须改变。只有我们把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宝贵财富，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的伟大事业才能成功。”但是采访记本文明明白白写着“在‘四人帮’猖狂迫害知识分子的黑暗时刻”杨联康如何如何。《采访后记》却大谈爱护知识分子，难道《后记》的作者今天还苦口婆心的规劝“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作财富吗？另一个可能就是采访记本文写错了，迫害杨联康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今天仍然当权秉政的某位领导干部？但如果是这样，诬陷无辜，在封建时代都要反坐，何况在今天？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又从何谈起“爱护”呢？这一矛盾，只有让《采访后记》的作者来给我们解释吧。
再一个例子是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的《后记》。来信揭露的是江苏省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某某，依仗权势，在靖江县人民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建筑“防震棚”，拆除了跷跷板，破坏了秋千，剥夺了孩子们的游戏场所。人民公园的职工两年之中八次向上级上书，几次到县委和法院控告，但革委会副主任的建筑物仍然稳如泰山。副主任的太太，当地五金公司党委书记，也不是弱者，竟指令下属“今后人民公园来买五金用品，一律不卖”（幸亏她不是粮店的党委书记，否则人民公园的职工岂不早已饿毙街头！）。任何人读到这封来信都不禁要问一句：让这样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及其老婆作威作福，党纪何在？国法何在？有意思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后记》，题目是《‘大人’不要仗势欺负孩子》，文章大谈了一通“孩子是社会主义幼苗，是革命的希望”，结论是：“不要再让这些不讲理的‘大人’们仗势欺负孩子了！”
有什么话说？如果我是这位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读了《中国青年报》的劝告，我会从善如流，立刻撤出儿童乐园；但是我还会当夜在成人游览区重建起我的“防震棚”。孩子我绝不欺负，大人的事就不用你《中国青年报》操心了。
画龙不点睛，或点错了地方，看来令人不舒服。这类短评或后记，我的看法还是不写的好。
傅惟慈
买书不看成补壁，不如画个大书柜
关于书的种种之二
漫画
华君武
余悸病患者的噩梦
帽子，棒子，鞭子
写不完的检讨、检讨
还有那脚镣手铐
以及苦难的监牢
——这是“四人帮”的一整套
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正是啊，余悸犹在
失魂落魄，难以忘掉
欲写又止，如何是好！
漫画
丁聪/罗扬
话说想当然
从它的出典说起
按照《辞海》的解释：“想当然”就是“凭主观推断，以为如此。”典故出自孔融和曹操的一段对话。
《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记载这段故事是：曹操攻下邺城，纵兵屠城。曹丕没禀过曹操，就私纳了袁绍的儿媳妇、袁熙的老婆甄氏。孔融大约是为了替曹丕打圆通吧，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曾把纣王的妃子妲己赐给周公。曹操明白孔融这话的言外之意，也就认可了曹丕的生米熟饭。后来曹操见到孔融，问他信上写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出在哪部典籍上？孔融说他是“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对这段故事，《魏略》、《魏氏春秋》、《世语》以及《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的裴松之注，都还有稍详细些的记载。
不知为什么，我对孔融这次被列为“想当然”一辞出典的想当然，倒不怎么特别的反感。也许因为他这一番想当然，并不十分离谱。就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情：有时一项无关宏旨的瞎估计给人家驳翻了，于是便厚厚脸皮说一句：“是啊，我是有点想当然呵……”解解嘲也就了事。
与之相反，我倒觉得《魏氏春秋》、《世语》这些书上点出孔融想当然那段文字，比孔融的想当然更想当然。如它们紧接下去写道：后来曹操和孔融闹翻，派人去捉孔融杀头。孔融的两个八岁的孩子得知，竟是继续端坐下棋，一动不动。人家奇怪地问：“怎么有人捉你们的父亲去杀头，你们还一动不动继续下棋？”他们回答说：“哪会有巢毁而卵不破的呢！”意思是说他们早已看透了自己也逃不脱同样的命运。请看这哪象是八岁孩子说的话，不是活脱象两个饱经忧患的老者之言么？曹操确也残忍成性，后来真的把这两个孩子也捉去杀了。《后汉书》中关于这一段情形的记载，略有一些不同。
裴松之注《三国志》，注到这件事时也是满肚子的怀疑，他写道：难道八岁的小毛孩子，就能把如此玄妙的祸福关系，参会得那样透沏？而泰然处之若素，又远超过一般成年人！我觉得裴松之的怀疑很有道理，并认为那些描写不外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而且因为比较离谱，也就更招人反感一些。
估计不是想当然
我说孙盛他们在《世语》等书中对孔融那两个八岁孩子的描写是出于想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估计。但是我以为估计不同于想当然。
估计之所以不同于想当然，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完全是“凭主观推断”，也没说死。如我不仅和裴松之一样，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得到证实，深信八岁的小毛孩子不大可能在政治和哲学上成熟到那样老有经验者的高度；还因为也分析了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如我们从小就知道“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后汉书》等许多书里都写到孔融“幼有异才”，十岁上跟他爸爸进京，他想见见当时的著名人物河南尹李膺，可是李膺非当世名人或通家之好一概不见。于是他就自称与李膺是通家之好上门约见。见面时李膺问他：“是你的长辈和我有什么老交情么？”孔融说：“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你的先人李老君问过礼，他们之间相师友，我自然也可说和你是累世通家了。”当时在座的客人对孔融这机智的回答都赞叹不已。客人中有太中大夫陈炜来晚了，人们把孔融的回答说给他听，他却说：“人小时候聪明，长大就未必了。”孔融听了马上接口说：“照你这样说来，你小时候一定挺聪明吧！”李膺听了哈哈大笑，并说孔融将来一定能出息成个大人物。
孔融的少年时代既是这样的绝顶聪明，而我国古代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估计孙盛等人可能会在写到孔融的孩子时，又想当然的照乃父的葫芦画乃子的瓢，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问题是象上面所说孔融的两次答话，大抵还是没出机智的范围，出色聪明的十岁孩子，有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又天晓得他爸爸在事前有没有过什么预备性的提示？所以这一段故事倒不见得是想当然。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例，如去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招收的一批小乐手，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收的一批小数学学员，他们的演奏技巧和推导运算能力就相当的不简单。可是据说他们有的下了课还是去滚铁环的，在另一些需要经验始得的方面仍然是个孩子。而所谓发生在孔融两个八岁孩子身上的事情，正是属于政治的哲学的也即是后面这方面的，不能与前者两相简单类比。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同样不乏其例：想来大家都还会记得那个给“四人帮”宣扬得不亦乐乎的、其实另有秘密秘书班子的北京中关村“十二岁小学生”的“天方夜谈”吧……
知识不足可原谅
有一些想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不足，加自以为是。这种较常见的想当然，在无关宏旨的情况下，大都是可以原谅的。彼此指将出来，大家哈哈一笑，错了的认个错，以后注意也就是了。
举几个例子：
如不久前我看一部书稿，有一个题目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从“折”想到“陪”可能是“赔”之误，就想当然的以为是人家错了。其实拿影印《三国志》古本来一证实，人家根本没错。
如有一次我同一些同志闲谈起“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吴昌石……”如何如何。一位同志立即纠正我说：“那个字念硕；硕士的硕，不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