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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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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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汉书·百官志》)。亭侯是最低等级的侯爵(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乡侯比亭侯也只高一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亭侯受禄有限。但封为亭侯毕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关羽亭侯,的确表现爱才心切。而关羽对于一切封赏既不心动,也不带走,一心一意忠于刘备,的确属于古人不可多得的忠义行为,值得后人称美。

回到刘备身边后,从脱离袁绍,依附刘表,直至赤壁之战的八年期间,关羽都没有见诸史籍的突出事迹。但他的忠义,定然加固了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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