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鸟戏，亦各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相当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那些医道医术只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否则我就要把你从人间干净、彻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重了，他才感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但他的追悔，仅止限于“令此儿强死”，绝然未曾念及天下苍生。完全可以说，曹操一生杀了那么多的人，最不该杀的就是“神医”华佗，因为杀一华佗远不仅限于具体个人而已，他杀掉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行，张氏宗族200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医案，结合自己的从医实践，集中精力专攻伤寒病以及其他内科、外科、妇科杂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积数年之功，到东汉末年终于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涵纳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容。流传到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又加以编辑整理，演变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华医学发展史上，在临床医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巨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迄张机本人为止，历代中医对于伤寒和杂病的诊断经验和治疗经验，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医理、医药体系。在辩证施治方面，张机归纳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阐明要首先分析确定是阴症还是阳症，再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还归纳出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诊”，强调要综合望、闻、问、切所得，构成辨明病症的诊断过程。处方用药，他十分重视针对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疗方法。他所总结归纳的发汗、催吐、下泻、解毒等治疗方法，都已被后世中医奉为准绳。
除了内服方剂外，张机这部著作中，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倡要既重治疗，又重预防，养生有法，劳逸适度。自宋代以降，官办医学校将《伤寒杂病论》列为必读教材，中医学界将张机尊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奉为“医经”。《伤寒杂病论》还传播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时至当代，日本还有研究《伤寒论》的专业性团体。张机和华佗浑如双子星座，辉耀在三国时期弥漫着杀气的中原夜空，比当世诸多政客、军阀者流更令人怀想。
与医学研究并驾齐驱，数学研究也卓有成就。在两汉时期，数学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总与经济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结合。
一是适应天象观测、天文历算的需要，在武帝年间，出现一部《周髀算经》，演绎盖天说，运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揭示了勾股定理。二是适应田亩算计、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的需要，在和帝年间，出现一部《九章算术》，展示了分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还提出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到曹魏景元四年（263），数学家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写成了《九章算术注》一书。他指出，《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古代按圆周率等于3的数值计算圆面积，得出的并不是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西汉刘歆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547，东汉张衡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622，仍不准确。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边数依次加倍，从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九十六边形直至一百九十二边形，求得的圆周率数值为3。1416，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圆周率的一项重要成果。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趋近于圆周，已暗合了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南北朝时期，祖冲之（429—500）计算出圆周率数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精确到七位数字，就是在刘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427年把圆周率数值推进到16位数字，比刘徽和祖冲之晚了1000年。
三国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突出的另一领域，是机械制造。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马钧卓立于其间，最负盛名。马钧字德衡，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未曾读过太多的书。他主要通过社会生产实践，精心钻研机械原理，经由多方面生产工艺上的自主创新，成为一个“巧思绝世”的机械制造家。在古代中国，丝织业发展很早，手工机械逐时改进。西汉时期陈宝光妻首创的一种织绫提花机，由120综（一综控制一组经线）、120蹑（连动操纵综的踏板）组成，要60天才能织成一匹绫，效率甚低。到三国初期，已改进到60蹑或50蹑，操作仍然不太方便。马钧进一步进行设备改革，减至12蹑，将织绫效率提高了四、五倍。农业生产离不开引水灌溉，马钧又在前人创制的用来吸水洒路的翻车基础上，改进发明了一种专司提水灌田的翻车，亦即传衍后世的龙骨水车。这种提水翻车结构极巧妙，链接的唧筒犹如龙骨相衔，能够连续不断地将水提上来，妇孺都可以操纵，效率数倍于当时其他的提水机具。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在广大农村普遍应用着。
民间机械制造家声名既响，引起了官方注意，给了他一个给事中官职。魏青龙三年（235）八月，在位皇帝曹叡下诏，命令马钧制造指南车。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就应用于行军作战，指示方向。前人为之已曾造过司南车，史籍当中有记述，只是制作方法没有传存下来。马钧相信有其事，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却认为属于古人“记言之虚”，与他争论不休。甚至拿马钧的名字进行嘲讽，说什么“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马钧素来口吃，争不过他们，便回之以“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他运用差动齿轮机械的构造原理，凭实践说话，很快就造出了指南车。其形构为双轮单辕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车一启动，木人就会手指向南方；
依靠齿轮的引动作用，无论行车的方向怎样改变，木人所指始终向南。后来有人献给曹叡一套百戏塑型，形制十分精致美观，可惜不能动，只能作摆设。曹叡要马钧使之动起来。马钧就用木质材料雕凿制成原动轮，置于平地上，借助水力使轮旋转。又分别作出女乐舞象，可以让木人击鼓吹箫；作出山岳形状，可以让木人跳丸掷剑，攀绳倒立；作出百官行署，舂磨斗鸡等动作形象…》小说下栽＋wＲshＵ。ＣoＭ